平原人儿 | THE PING YUANER

今天兴致高涨，决定模仿某人的风格写一写我的生活。

Bon Jovi的新专辑下载完毕，目前听了半首歌感觉还行，多么想摆脱那些俗事让自己就这么安静的待着，但是那么多的事情由不得自己。

早晨还没睡醒就被电话吵起来，一看是陌生电话，本来不想理他，又怕是快递，就迷迷糊糊的接了起来，果然。老妈给我寄的羽绒服之类寄到了。慌慌张张的跑到学校的东门，不洗脸不刷牙，完全不顾形象。10点半的时候按照半年之前和H老师的约定，如期来到他的办公室，门还没开，这时候他打电话来现在突然有事赶不过来，然后又约了中午饭后。我看了一下我的活动表，还有大概一个小时的空闲时间，就答应了。本来为了这次见面推掉了很多事情，这样一来，突然空出来的这一点时间竟让我不知所措，想了一下觉得正好为我12月初开始的外国美术史讲授搜集一下图片。本来这个学期不想再去教了，但是盛情难却，另外自己也舍不得那些学生们。这不是钱的事，因为钱实在太少了。我就权当为普及国人审美做贡献了。打车回家之后突然肚子有点饿，看看表，还不到十一点，就约了英镑去电磁灶旁边吃河南烩面，英镑的妈妈还怕我吃不饱，嘱咐他给我带着一个馒头，真的让人感动。烩面的分量不算小，泡上馒头之后竟然吃不了了。我还是得养护一下自己的胃，不能让它再缩小了。

一点钟的时候出发去H老师那，谈了一些事情，他说Jessica Rawson的文章还没有到位，还需要她的学生校对一下，问我要不要等一下。我同意了，也想借此把手中有的文章再编辑一下。出来碰到系秘G老师，就问她学校给的800块钱发了没有，她说可能还没发，财务处还没和她对账号呢。小过曰：“然。”然后去兼职的学校取课酬，课酬虽少，毕竟是一个象征。路过中国银行的时候，顺便查了一下卡上的余额，又多了不少钱，也不去想这钱的来历了，就当是飞来横财。到了地方拿到钱，猛然发现比自己预想的要多几十块，就突发奇想打电话约了ZL打台球，也好久不见了。期间说话无数，略去不表。之后打车去南湖，购得冬枣桔子各若干、豆腐一块、蒜三头，心满意足。回到家刚坐下，又有陌生电话打来，还是快递，英镑的罐头送来了。

这一切都结束之后，我觉得该做些正事了，就开始整理文献目录。今天不打算去咖啡厅，在家守着电暖气，过一个暖暖的学术的夜晚。

对于进快班这个问题，我当时的希望，是1班的。不仅因为1、2班本来就是一批老师，而且与1班挨的时间长了，甚至有时候一块上课讲评试卷，人也脸熟，感觉亲切。在初二开学的时候我便跑到1班的门口去找我的名字，谁知1班的班主任，也就是我们政治老师说，你在6班。我的心里便有些不痛快。不过这时似已不是什么本质的问题了。

进入6班，先让我印象深刻的竟是“字”的问题。我拿过坐在我后面的一个同学的作业本，他叫许文涛，名字似乎平淡无奇，写这名字的字倒让我一惊：这是他写的字吗？怎么看着这么舒服？我记得当时我就脱口问到：“这是你的本子吗？”话说小学时候经常被撕作业本，让我不得不面对书写的问题，后来李思刚转学过来，他的字一笔一画很方正，我就开始刻意的学习模仿了。而在初一的时候，又觉得班主任老师和语文老师许景发的字写得不错，特别是许老师，记得他在板书最后一个字的时候，如果最后一划恰巧是“竖”，就会将这一笔写的极长，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很有风格，不似其他老师那样一板一眼。然而我深切的记着这位许老师，并不是因为这个。而是他是第一个以老师的身份打过我人。打过两次，一次是因为我没写作业，应该是“论语几则”；第二次是因为我不尊重他，当他还在解释某项制度的时候，我就公开表示鄙夷和不满，嘟囔着它的不公正。所谓时候未到，时至今日，我仍不以为他的做法和打我的做法是对的，我也还没有感激他。老师们谆谆教导的“日后你就会明白”现时还没产生作用。或许永远。

初二有同学不断的辍学，让我很迷茫。特别是很多小学同学，我就曾和李思刚一块到邻村的魏家富家帮着班主任劝他上学。记得那天下着雨，我穿着爸爸之前穿过的衣服（不太确定是不是这一天）。暖暖的屋子里灯光下桌子旁觥筹交错，老魏的很多亲戚都在和班主任喝酒，他喝得醉醺醺的，脸很红。老魏的父亲让他去给班主任敬酒，他就是不去。我们暗自里很开心。事情终究没成，虽然第二天早晨老魏给了我们面子跟着去了学校，这学也还是要辍的。老魏是让班主任害的。他大概没有什么原因要不上学，就是彻底痛恨了我们这位人高瘦猴样的马老师。我则依然记得那天早晨老魏的母亲给我们做的有白菜、荷包蛋的面条。这些才是真正的好东西啊，既能长身体，又不带着半点的有毒的成分。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8年，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的一场争论是关于“普世价值”的争论，请您谈一谈对这场争论的看法。

孔：2008年是中国的多事之年，从年初开始到现在，中国人好像经历了100年，2008年将永远留在中国的历史上，甚至世界的历史上，将来会有无数的论文和书来研究中国的2008年。其中有一件大事就是四川大地震，在四川大地震中，中国人见到了久违的感人场面。有许许多多的志愿者，不等政府号召，主动奔赴地震灾区救人，没有去的也拿出自己的精力、钱财去关注和支援灾区。在轰轰烈烈的5、6、7几个月的时间里，整个中国都感动了，都陷入一种巨大的激情之中，在这个过程中涌现出很多的英雄事迹，怎么评价这个事情？有一种论调，有一种观点认为，这说明中国进步了，说明中国人进一步接近了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就是国际上早就流行的观念：民主、平等、自由、博爱、人权、人性等等。中国如果想要更好的话，就得更进一步地接近这个价值标准。说这些话的人，很多正是近年来，或者说是近20年来天天疯狂咒骂中国的人。他们天天说中国不好，中国专制、野蛮、落后、没人性，但是他们这种论断经常“破产”，经常被戳穿，特别是在四川大地震中的种种感人的表现面前，这种论调站不住了，于是摇身一变，变成另一种论调，说中国人是因为学习了“普世价值”才变得有人性。这件事可以打个比方，好比有个人天天骂你，说你只会做坏事，但是有一天你做了好事以后，他就说，你本来只会做坏事，是因为跟我学习，所以才做了好事。中国人在2008年四川大地震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天动地的精神，是跟西方人学的吗？我不相信那十几万奔赴灾区的热血青年，他们是读过《圣经》、读过康德，或者是读过中国汉奸学者的书才奔赴灾区的。难道说没有美国，我们中国人就不知道救人了吗？没有西方人教我们，中国人就没有人性了吗？我们中国人以前不救人吗？我们中国以前没地震过吗？在邢台地震、海城地震、唐山地震中，我们中国人，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政府，投入了多大的精力，救了多少人？中华民族历来就有这种精神。这种精神一是来自于大的传统，悠久的古代文化传统，二是来自于革命传统，来自于社会主义传统。虽然我们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但是社会主义文化仍在，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仍在。中国人不是念了西方的书才有人性，西方的书念多了，反而连他妈妈都不救了。范跑跑不是跟着美国学吗？他不是普世价值信徒吗？我们看看美国做的事情，有几件是有人性的？凭什么说中国人做好事都是跟美国人学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有一种相反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今年表现出来的种种优秀品质，是中国人固有的。如果有普世价值的话，它不是美国人的普世价值，中华民族固有的仁义道德才是普世价值。

孔：对于这个问题，我这里不想做什么定论，我只是想从这个问题出发来谈谈我们今天缺失什么价值，需要弘扬什么价值。如果单说中华民族的仁义道德是普世价值，这样的说法今天可能不被西方接受，更不能被中国成千上万的“美国鹦鹉”接受。现在中国很多媒体，都被“美国鹦鹉”操纵着，他们成天告诉人们，你活得不对，你没有人性，你不是一个人，你想成为人吗？你要叫美国人为“爹”，至少给日本人当孙子，才算是人，我们中国人被他们忽悠了几十年了。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重点有两个：一个是儒家思想，这是主流的；还有一个容易被人忽略的，那就是“侠”，武侠的侠，侠义的侠。我认为儒和侠是中华文明的两大支柱。韩非子说过一句著名的话，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给君王出主意，说你要治理天下就要收拾两种人，一种叫儒，一种叫侠。这两种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个儒，仗着自己有文化，一天到晚妖言惑众，老给你挑毛病，这种人要抓起来，要收拾。侠也不是好东西，他仗着自己有功夫，就爱管闲事，所以也必须收拾。韩非子尽管立场有问题，但是他指出的事是对的，他非常有眼光地看到儒和侠有共通性。儒和侠天然的具有共通性，那么他们的区别在哪儿？区别在上层和下层之间。儒家集团是精英集团，广大老百姓没有文化，广大老百姓靠什么？靠侠，靠侠义。我们不要笼统地说中国是礼仪之邦什么的，不是的，中国社会是分层的，文化历来是由少数人掌握，中层也掌握一点，下边的人根本不掌握。那么下边的老百姓靠什么团结起来？靠侠。你不懂孔子、孟子、柏拉图、黑格尔的书，你就不懂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吗？你心里就没有是非吗？有。人有是非感、正义感，跟读不读书没有关系。你认为一个北大博士生的道德水平高于普通老百姓吗？绝对不是的。一个普通的农村老大爷，他可能道德修养非常高，他看一个事，可能一眼就看出谁对谁错。他的判断能力不亚于北大、南大的那些法学家，他只是不会用那些术语来表达而已。是非道德问题，和人的学养没有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侠义精神不来自教化，来自哪里呢？

孔：我认为侠义精神是来源于人性。人本身具有侠的能力和侠的需求。如果人本身没有这个东西，人类文明就不会绵延这么久，侠义精神也不会跟其他的思想结合起来。侠原来的繁体字是“夾”，是一个大的人带着两个小的人，这是侠本来的意思。大人和小人的关系就是有力量的大人，帮助两个力量小的人。这种精神是人所固有的，甚至也是动物固有的。大老虎会帮助两个小老虎，大山羊会帮助两个小山羊，帮助其他同类做点力所能及的事，这是生命的本能，不需要读圣贤的书就会。它也不是中国人固有的，这种本能，各国各民族人民都会有。特别是在古代，古代的时候个体的力量很小，社会也不发达，人就需要用人体来面对自然。但是侠义精神在中国格外发达，因为中国的文明成熟早，对侠的需求产生的也早，后来它就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这个文化的宗旨之一在于，不依靠政府，不依靠统治者。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相信人人心里有杆秤，正义就在我心中。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需要侠的存在，社会上存在大量的侠，这些侠自己出来打抱不平。我们古代社会——一说古代社会，很多人就想到中国古代没有人权，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中国古代社会其实有很美好的层面。理论上皇帝说了算，但实际上说了不。皇帝没有能力让所有人都听他的，整个政府也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把人民都控制起来，在县以下基本靠人民自治。人民自治不是单靠一种力量，但其中有一种力量是重要的，就是侠。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靠这个侠以外，还要靠民间的知识分子，过去叫绅士。乡间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很多是科举考试的失败者，他们维持着乡间的秩序。这些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就是儒家思想，多年“复读”所深入骨髓的儒家思想。那儒家思想是什么呢？儒家思想的最大公约数，就是已经变成老百姓口头禅的那几个字，叫“仁义礼智信”。中国的文化是层层往下简化的，你文化水平高，可以做很高的官，即使不认识字的人，他也知道仁义道德。他可以凭着生物的本能，知道怎么做事是合乎仁义道德的。“仁义礼智信”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概念，恰好都能够被侠文化所吸收，能够跟侠文化结合起来，所以中华文明它才既稳定，又能够及时变化，能够在不同的时代，翻出新的花样来。中华文明遇到过许许多多的大风大浪，多少次从外面来看好像要灭亡了，好像大楼要倒了，但是它倒不了，因为里面核心的东西是倒不了的。假如真有普世价值的话，那个普世价值怎么能倒呢？倒了不就是人类末日吗？儒家文化里还有很多东西，比如忠、勇，这些是次一级的概念。儒跟侠是要结合的，光有儒，不行；光有侠，也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可很多人说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是糟粕。

孔：西方文化侵略我们，是有一套一套的战术的，人家是分解好了的。比如先打民主牌，说你没有民。第二天你刚招架住了民主，人家又换了一把刀，叫“人权”，人家设计了一套一套的东西来进攻你。我们这个方面考虑得很少，自己有现成的东西，但是不知道拿出来用。跟着别人说自己的文化是糟粕，其实糟粕哪个文化都有，但同样哪个文化都有精华。儒家文化的核心首先是一个“仁”字，仁义道德的“仁”。”儒家文化的精华。我对仁字做个通俗的解释，就是这边一个人，那边一个二，就是两个人的关系，仁要解决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儒家思想是实实在在的，你看孔子、孟子一开口，讲的不是什么宇宙的奥秘，世界上有没有鬼呀，有没有灵魂呀，从来不讲这些祥林嫂关心的问题，孔子认为这些都是胡说八道，孔子主要讲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调整好了，别的都是次要矛盾，都会迎刃而解。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有人认为中国的“仁”和西方的“爱”是同一个意思。

孔：“仁”不是西方讲的爱。中国八十年代有一首歌叫做《让世界充满爱》，我们中国人多好啊，让世界充满爱，我们就这样爱了30年，爱来爱去，爱得多少人家破人亡。为什么我们自从唱这个歌以后就没有仁了？仁和爱有相通之处，但是不等同。按照西方人的观念，你爱一个人的前提是你喜欢他，你喜欢的东西你就对它好。你喜欢的人你才对他好，在中国古人看来这是低层次的。仁的起源比爱要博大得多。仁讲的是，不管这个对象你是否喜欢，即使不喜欢他，也要帮助他、关心他，因为他是生命。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不是西方的喜欢了以后才爱。某个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赞同，他们的领导人我们不喜欢，难道我们就整天骂人家是流氓国家，整天封锁人家，污蔑人家，寻机侵略霸占人家吗？中国古代两个人谈恋爱，不会说“我爱你”，因为爱在中国古代可能不是一个正面的词，爱一个东西就好像是一种贪恋，是一种贪取，是一种私心的表现，而仁是博大、公正的。中国古代夫妻之间不讲爱，而是讲恩爱，这个恩爱，是一种怜惜，其重点在于“恩”。所以这个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孔子认为人间必须要有这个仁，没有这个仁，什么都支撑不了。由仁出发，孟子讲政府要施仁政。你们被选为政府的官员了，或者自己爬上去的也行，在你们眼中老百姓是生命，不要说什么“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这些玄妙的话，中国古人从来不说政府是我们的仆人，这么说反而会掩盖很多问题，实际上他还是管着你、控制着你。古人堂堂正正地讲，政府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就是你的子民。讲得很直接，你们就是管我们的，我们就是听你们的，统治者们听着，现在我们给你当儿子了，你怎么对待你的儿子？我们可能不愿意接受这种说法，但古人是这么讲的。你对你的儿女不施行仁吗？你要讲成公仆，那就坏了，仆人是可以偷主人东西的，仆人有一天趁你不在家，还可能跟你老婆发生关系呢！仆人是什么事都可以做的，所以古人讲得很实在。这叫施仁政。儒家不讲不切实际的东西，我们看古代的许多好官，在他的心里，老百姓就是他的孩子。所以古代的好官会得到一块匾，叫“爱民如子”。我们现代如果说爱民如子，很多朋友就会批判，说不对啊，怎么能是父亲和儿子的关系呢，但是这个封建思想是很切合实际的。你能够爱民如子就不错了，而且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古代的大多数官员并不能做到爱民如子，所以少数能够做到爱民如子的官，老百姓都不让他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您认为仁是人的本性的一部分还是人性本身。

孔：今天是一个大讲人性论的时代，各种媒体上充斥着“人性”。但是那些喧嚣的“人性”是偏颇的、是片面的，往往是只强调人性的低层次的部分。人性是一个整体，如果咬文嚼字的话，人表现出来的所有的特性都是人性，所以人性就有高有低。贪生怕死、欺软怕硬是人性，但是助人为乐、大义凛然就不是人性？我们近30年来，只把人的低层次的东西叫人性，把高层次的东西叫非人性。比如说革命烈士的表现，就不是人性吗？那是高尚的人性。一个好的社会，是应该承认人的低层次需求的合理性，但是要鼓励人往高层次去走。你不能说这个人为了自己吃喝玩乐就可以出卖祖国、出卖朋友，就可以不见义勇为。仁作为一种人性，是高层次的东西，人本来是有的，有了这个仁，把它发挥出来，就变成了义，就是侠义的义。这个义经常跟侠结合起来，为什么呢？侠和义都是讲为别人做事，为别人好，但是这个侠侧重在这样一点，就是为别人作出牺牲。侠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惜牺牲，这是侠的特性。我想我们多数人在不牺牲自己利益的前提下，可能都愿意帮助别人，这是我们的本性。四川地震，我们都在单位捐了钱，这都是善举，但这不是侠。侠是帮助别人做事不惜牺牲自己，这个牺牲包括牺牲时间、钱财、精力，最高的是牺牲生命，还有牺牲荣誉。所以最伟大的侠就是烈士，就是那些为了民族、为了国家牺牲的人。大侠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但是我们都可以做到牺牲自己的一点时间、精力去帮助别人。在今年的大地震中，中国就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侠”。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有的人为此失恋，有的人还受了伤，这些人是英雄。侠是讲实践的，所以跟儒互补。儒家思想到了晚期，不与侠结合了，它就僵化了。人们还是从小就读孔孟之书，为什么这个社会不行了？就是因为空读。人能够做到为了他人去行义、行侠，自然就可以生出礼智信，其他这几个概念都是为了仁义服务的。为了能够更好的做仁义之事，所以待人要讲礼，处世要讲智，做事情要讲诚信。我们这30年来片面强调个人主义，结果仁义礼智信都被破坏了，破坏了之后再诬赖到集体主义头上，这是双重的诬赖。现在社会里没有，也没有勇，我们就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武侠里边脱离了侠的那个武。脱离侠的武是最危险的。我们现在身处的世界，可以说就是一个有武无侠的世界。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您说我们现在身处在一个有武无侠的世界，您能具体谈谈武与侠的关系吗？

孔：我最近经常阐述一个观点，武跟侠没有必然联系，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侠，你在你的生活中、工作中都可以行侠仗义。司马迁笔下的侠并不是都有很高的武功，敢于舍身取义的，这就叫侠。后来为什么武跟侠能够结合起来了呢？是因为武能够提高行侠仗义的能力，所以武侠是“以武行侠”。行侠不一定要有武，有武更好。我有一个观点，雷锋是中国二十世纪最大的侠。今天为什么少年们喜欢读武侠小说？因为从中能看到侠义精神，因为人本身需要精神力量。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一个不行仁义的世界，仁义寸步难行，完全靠暴力。美国今年的钱有点紧张，中国运去的商品，说不要就不要了，什么合同法律都不顾，咱们中国能把人家怎么样？人家有暴力啊，人家是“枪杆子里面出自由”啊！今天的世界，中国的这一套仁义道德行不通了，于是就有人宣扬基督教。伴随着教堂的耸立，是世界各地战火的纷争。基督教可以救这个世界吗？摩罗先生指出，基督教从来就是战争，基督教就是战争的罪魁祸首，它从来就是帝国主义侵略的先手。当然基督教本来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本来挺不错的，自从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才这样的。西方人的上帝已经死了，但教会还存在，那他们每天抬着上帝的尸体干什么呢？基督教和我们的佛教、道教根本就是两回事。中国有很多社会问题，老百姓需要心理上的寄托，就糊里糊涂的找到基督教了。基督教所作的工作就相当于我们过去党委书记、团委书记所作的工作，但是我们现在的党委书记都做别的去了，读博士的读博士，读卧室的读卧室。

《中国社会科学院报》：请您谈谈在今天如何发扬中国传统的仁侠精神。

孔：中国从八国联军进北京，发展到今天，从命运的最低谷发展到今天，已经有点振兴的希望了。这个希望是怎么得到的呢？是因为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仁人志士牺牲了自我，才救了民、救了国。从早期的辛亥革命，到后来的共产党革命，都是抛头颅、洒热血。但我们中国人有个毛病，过上几天好日子就开始腐败了，好了伤疤忘了疼。我觉得我们要向美国学习，美国是世界头号大国，可美国一天也没有忘记“毛泽东思想”，他们对自己的危机是年年讲、天天讲，从不放松，好像全世界都是它的敌人。而我们却引刀自宫，大讲普世价值，讲着讲着周边的油田都没有了，民族企业都被人家购买了，最后连银行也没有了。我们要学习美国，要有危机感，他们讲文明的冲突，哪里讲普世价值啊，他们的普世价值是讲给别人听的。其实今年中国的多灾多难，西方人是想落井下石的，但是他们战略失误，把突破口选在民族矛盾上，这是他们最大的失策，他们的做法反而激励了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愚蠢和失误。中国应该趁此良机，好好反思。今年对于世界和中国而言都是多事之秋，美国金融危机暴露了很多问题，我们应该趁此机会反思自身问题，要恢复侠义精神，恢复仁义道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空洞的，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规范、行为准则上来。今天中国社会一个明摆着的问题就是两极分化，两极分化不是社会主义。要建立和谐社会，政府就必须起到调和矛盾的功能。政府要告诉企业家，你少剥削点，多了扩大不了内需；也要告诉工人，经济不景气，你少要点，吃点亏。政府就是和稀泥的，但是用强制手段和稀泥。只有这样，社会才能和谐、科学地发展，中国才能繁荣兴旺。

可能是昨天睡觉的时候还想着《北洋水师》，居然真的梦到日本兵以及打仗。

首先出现在梦中的是一个战场，潜意识里的判断是日本又在侵略中国。我和战友们从卡车上跳下，准备进攻。在进攻的过程中，我的脖子中了一枪，枪是从左侧面打过来的，应该不是太严重，因为我没有当场死亡，但是已经趴在地上站不起来。后来过来一个日本兵，好象是一个小头目，看我还没咽气，又在我的背上刺了一刀。这一刀是迷迷糊糊感觉到的，已经不太知道疼了。再后来我竟然还没死。我就这样被抓获了，成了战俘。那个日本兵小头目好像对我还不错，让我养伤，还给我弄鸡、肉包子吃。但是他却很蠢，有一次他竟然一个人看管我们三个中国战士。他的末日自然来了。我清楚的记得，我摁着他的一条腿，另一个比我壮很多的战友一只手摁着他的两根胳膊，另一只手用一把匕首将他活活剖了，第一刀就是把他的肚子割开。后来我们把他的尸体扔到了山下面，我到山边看的时候，他就像屠宰场里的猪肉一般躺在山下。真是一个奇特的梦啊。谨纪念九一八事变七十八周年。

晚上Lukas Nickel在课上又宣讲了一遍前几天讨论会上他关于秦始皇陵兵马俑受希腊化影响的看法。单从这几天来看，似乎感觉不出讨论会的结果在哪。我固然没有希望说所有在讨论会中间的问题都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也没有希望所有到会的学者都能够认真的听取别人的意见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只能说这是这门“学科”的一个弊端或是Nickel这个选题的弊端：一方可能并不认同对方，但是无法将其驳倒并且无法彻底证明自己的正确。讨论会期间的一些提问和质疑或许是核心的，但是双方都有绕开核心的路可走。相互解释听起来似乎更像是诡辩，得出的结论无非就是我们期待着新的更重要的考古发现。还是列宁说得好，“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相反的例子又有什么大作用呢？完全可以通过它的个性排除掉它。嗨。论战基本上是空对空。秦始皇活过来的话，至少他可以去大学当教授，当博导。

研究生阶段的课程门数其实我选够了，选够了不能说明就是够了。我有两门课的作业没交。因此上，这个学期又得再选两门。在H老师的“建议”之下，选了“日文美术史文献选读”，只是我是一个日文的白痴，纯白的。幸而这门课就是开给我这种纯白人的。明天又要上课了，今天背一下五十音图。

下午在背的时候，突然想去看看日文的网站，不知怎的就去了内阁总理大臣的一个什么站，除了麻生太郎的音容笑貌，还见到了小泉纯一郎的光辉形象。这位仁兄，高中时候是我们教学楼入门处一幅漫画的主角，漫画的名字叫“小犬纯一狼吃屎”。

然后我去了不能被叫做傻逼的校内人人网，有个好友分享了郭兰英含泪唱《绣金匾》的视频，虽然主要的内容是纪念周总理，我仍然不由的想起日本。

晚上发现小时候看过的《北洋水师》主题曲居然是陈道明唱的，然后去网上搜索视频，自然看到《北洋水师》中的镜头，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想起最后炮弹型号不对而现场打磨的场景。以及想起了小时候看过的一部演731部队的电影或电视剧，在那里面，日本人活活将一个中国小孩的心脏剖出来。

暑假回家的时候，各个电视台正在热播《我的兄弟叫顺溜》，爸爸很爱看，我们还看了重播的《亮剑》。他说仇恨看来是消失不了了，你看每时每刻在电视上都有和日本鬼子打仗的场面。我觉得消失不了是对的，为什么要消失呢？

我告诉自己，即便自己学日语是三分钟热度，也要在这三分钟里是清醒的。自己虽然没有经历，但是仍然要记住。

有一张照片我突然觉得一定要贴出来，虽然他的形象特别容易找到：

哈哈，不知道胡主席同志在之前的时候有没有人给他看过手相看过面相啊。如果有的话，就更不知道当时那人是怎么说的了。不过现在这个问题再谈论起来，必定是传奇的。就像那商周的始祖之类诞生的场景一样。或许时间能改变的东西确实有限吧。看清楚今日，大概也就能找到一把看清历史的钥匙，而如果自己老是活不明白，读读历史肯定会有帮助的。

9月13日的晚上，我遇见了一件近期让我很恶心的事，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又不好写出来，我有图为证。我应该狠狠的说一下这件事，可惜不能。只是感谢电脑手机的能截屏。这让我永远记得。我觉着自己从来不是一个记仇的人。可我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我得感谢SXF兄，你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我的垃圾桶，现在的我似乎不是我了。很多事情，竟然那么有“倾诉”的渴望。

还有一张照片，很久之前照的，昨天终于从Eris的手机中传出来了：

很牛逼，很搞笑。我说哥几个，咱名字就这么大众耶？

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一）

——当前中国的危机和出路

张宏良

（这是8月16日在乌有之乡演讲的大纲，乌有之乡确定的演讲题目是借用的毛主席诗句《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副标题是当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见前面已经上传的视频）。现在把标题改为“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是因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正在中国大地上如火如荼地蓬勃发展，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将很快会再次屹立于世界东方，所有共产党人，所有爱国人士，所有人民群众，都应该积极行动起来，迎接伟大的社会主义复兴运动，重建社会主义美好生活。由于演讲受现场气氛影响，部分内容与演讲大纲不一致，演讲大纲事后也进行了修订，特此声明。）

序言

此前我们有几个基本判断：一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二是胡锦涛新政是实现不流血转变的最后机会；三是国内阶级斗争，将在今年由思想斗争阶段转入政治斗争阶段；四是毛派共产党人和中国左翼力量将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现在看来所有这些判断正在成为中国的现实，只是不流血转变的机会越来越小，正在被政治领域的腐败势力、经济领域的买办势力和文化领域的汉奸势力所堵塞，把中国逼上了矛盾大爆发的历史道路。

当今中国几乎所有政治力量都认为目前状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通钢事件和房市股市的强行拉高套现，表明中国社会已经临近阶级大决战的前夜。考察决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现：在历史道义力量方面，代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毛派共产党人和左翼力量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民生、民族和民主三面大旗中的两面半，即拥有一面民生大旗和一面民族大旗，另外还有半面民主旗帜，而右派只有半面民主旗帜。所谓半面民主旗帜，是指左派倡导大众民主，右派倡导精英民主，所以各占半面民主旗帜。可以说，民生、民族、民主这三面大旗，是决定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胜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只有同时拥有这三面大旗，才能被人民和历史所接受。所以，右派的半面民主旗帜注定了他们一定会被历史淘汰的政治命运。但是，在现实力量方面，代表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的右派则占据绝对优势，他们拥有国家行政力量、媒体力量和经济资源，甚至在向军队渗透，据说连首富黄光裕都在暗中联合富豪、勾结军队，试图由他们出资镇压左派。对毛派共产党人进行大屠杀，正在成为当今右派的阶级共识。

通钢事件之所以成为决战前夜的历史标志，不仅仅在于她反映了工人阶级已经登上政治舞台，不仅仅在于她打掉了私有化改革的历史合法性，不仅仅在于她宣告了改革教已经成为与人民相对立的反动力量，不仅仅在于她把“要改革教还是要共产党，要买办集团还是要共和国”的历史选择摆到了全党全国人民面前；还在于她开辟了一条能够解决矛盾的道路和途径，并且这条道路和途径还同时堵塞了买办汉奸势力发动颜色革命的道路。通钢事件这一惊天动地的大事出现后，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借这个事件鼓噪西方民主自由，反倒集体失语、出奇沉默，为什么？因为他们看到了工人阶级明确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立场，是他们根本无法利用的，不仅无法利用工人阶级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甚至会成为工人阶级清算的首批对象。通钢事件中被打死的人既非权贵也非富豪，而是权贵富豪的代理人陈国军，毫无疑问，陈国军之死具有强烈的政治寓意和传统历史色彩，预示着当今中国与历史上任何一个变革时期一样，狗腿子的下场会比主子更悲惨，甚至只有狗腿子单方面下场悲惨，主子反倒有许多幸免于难的选择。许许多多右派读懂了陈国军之死的政治寓意，于是如同感受到灾难降临的狗一样，立刻停止了狂吠。

当今中国越来越类似于遭受亡国灭种大祸的晚清末年。同样是遭受西方列强的包围和掠夺，同样是经济买办操控、媒体汉奸横行，同样是割地（外资占地）赔款（占用外汇）。甚至比那时更加糟糕的是，还增加了资源枯竭和环境崩溃的灾难威胁。包括晚清时期在内的中国历次危难，往往都表现为是国破山河在，亡国不灭种，在客观上为后人光复中华、重新收拾旧山河保留了自然基础；而当今中国的危难则是国在山河破，未亡国先灭种：资源将被掏空，环境濒于崩溃，东方文化被扫荡一空，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考验。

不过，我们也具有那时所不具有的空前优势：第一，我们有了实现民族意志统一和民族崛起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晚清时期中国没有自己的指导思想，而是向西方学习和请教，被宰杀的羔羊向豺狼请教生存之道，结果必然是永远被宰杀。道理很简单，因为狼需要吃羊，绝不允许羊变成狼，晚清洋务运动和今天殖民经济的悲剧，就是按照狼的理论指导羊群改革开放的结果。而毛泽东思想，就是专门对付狼的理论。第二，在政治文明方面，晚清时期中国在千方百计要成为西方合格的学生，现在中国已经成为西方的先生。包括共同诉讼制度在内的西方现代政治文明，几乎都是来自于中国文革的探索。现代政治文明的专利权被西方拿走，反倒把中国变成现代政治文明的“蛮夷之地”，完全是家贼勾结外敌自毁家园的结果。第三，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主张截然相反，那时知识分子认为外来的洋人东西太少，不足以摧毁国内制度，恨不得一夜之间全盘西化，连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都劝说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就读外国书；而当时老百姓则认为外来的洋人东西太多，是在掠夺和宰割中国。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和老百姓的相反选择，注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和洋人联合起来共同镇压义和团的反侵略斗争，洋人用武力镇压中国老百姓，中国知识分子用文化镇压中国老百姓。而现在，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其中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和老百姓走上了同一条道路。不仅人民觉醒了，部分知识分子觉醒了，包括被称为红色权贵的那些共和国元勋后代也有许多人觉醒了，党内健康力量正在亡国灭种的大祸到来之前迅速聚集，这些，就是我们再次战胜亡国灭种大祸的优势所在。

这些，就是当前中国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即将全面爆发的历史背景。

对于那些时至今日仍然在喋喋不休地重复什么“老百姓有饭吃就不会造反”的政治木乃伊，我们要大声地对他们说：“快回家去吧，你妈妈在喊你回家吃饭”。你们那些陈词滥调只适合于农民社会，而现在是市民社会。农业社会的逻辑是没饭吃才造反，工业社会则是饭多了才造反。所以才有了马克思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理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关系的变革就一定会到来，革命就一定会爆发，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第一部分，当今中国面临的主要危难

一，中华民族再次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且还到了历史上最软弱的时候。

1840年以来中国只是遭受到西方列强的欺负，并没有遭受到周边诸弱的欺负；而现在则是既遭受西方列强的欺负，又遭受亚洲诸弱的欺负，几乎到了无一个国家不敢欺负中国的地步。以至于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把中国认真地看作是一个国家了，无论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只要掌握了中国官员的腐败证据，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中国。举目四望，除了俄罗斯、蒙古和朝鲜所在的北部边境之外，周边其它地方到处都在热火朝天地瓜分中国领土：东面是日本在抢占中国的钓鱼岛和东海资源；南面是东南亚国家在瓜分中国南沙群岛和南海资源；西面是美国操纵的藏独和疆独在分疆裂土；即使在历史上最软弱的南宋晚清时期，中国都没有落到如此悲惨地步！特别是日本一个战败国侵占中国一个战胜国的领土，更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荒谬现象，所持理由就是当初邓小平答应过他们要共同开发。力拓间谍案造成中国损失7千亿元，相当于2007年全国工资总额的四分之一，结果连个间谍罪都不敢定，无论是澳大利亚国家还是力拓公司，都把随意掠夺中国、损害中国、侮辱中国看作是天经地义，而把中国最微弱的反抗看作是天地难容。美国间谍未损朝鲜一物被朝鲜判处12年徒刑，美国又是道歉又是登门拜访，可是澳大利亚间谍损害中国7千亿，中国甚至不敢把对方称为间谍，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软弱现象，即便在晚清被日本和西方列强攻破国门的最悲惨时候，都敢于处死外国间谍。可今天居然软弱到了不仅不敢反抗西方一个国家，甚至到了不敢反抗西方一个公司的可怜地步！

既然连澳大利亚一个公司都可以随心所欲地欺负中国掠夺中国，作为世界霸权的美国对中国就更是不在话下，美国联邦政府对中国的要求，甚至超过了对属下各个州政府的要求。美国在强迫中国开放工商产业，强迫中国开放金融业，强迫开采中国稀有金属，强迫中国炼焦等一系列毁灭环境的举动之后，现在又强迫中国开放影视业和新闻媒体业，对于目前一党领导的中国政治体制来讲，强迫开放影视业和新闻媒体业，无异于在强迫中国政府脱掉最后一件裤衩。所依据的理由仍然是那个没有任何清晰条款、完全是一团迷雾的WTO。过去人们一直以为WTO是美欧等国单方面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现在才知道，WTO原来是内外相互勾结的产物，是西方国家和国内买办共同掠夺和瓜分中国财富的漂亮借口和法律砧板，无论掠夺中国什么以及掠夺多少，依据永远都是一个：WTO。现在，在控制了中国经济以后，又要通过影视业和媒体业控制中国的意识形态，所依据的还是WTO。WTO已成为美国约束中国的“第21条军规”，无论美国说什么，都是WTO；无论中国做什么，都违背WTO。WTO把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变成了单位内部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无论上级说什么都是对的，无论下级做什么都是错的。可以说，当今美国依据WTO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已经完全超出了历史上任何一个宗主国对自己殖民地的要求。

甚至通过买办汉奸在中国建立了文化审查制度，对于那些反美批美的或是有损美国形象、有悖美国利益的文化现象，坚决予以封杀和清除，关闭抗美援朝纪念馆，按照美国价值观修改教科书；所有理论，都要按照美国的观点来解释世界；所有艺术，都要按照美国的审美来展示世界；所有教育，都要按照美国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超过了美国对中国其它任何一个方面的投资，任何一个充当美国政治或文化“检查官”的机构和个人，生活中永远不会短缺的就是金钱。最近一家很小的右翼组织在接受美国资金时没有依法纳税，仅税收罚款就超过一百多万。美国投入巨额资金在中国建立的这个文化审查制度，其覆盖面之广泛审查之严格，绝不亚于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对民间宣传的审查有多严格，美国对中国政府宣传的审查就有多严格，甚至比中国政府的审查还要严格，因为美国审查制度是通过金钱支撑的，更加能够调动审查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比中国行政审查制度自然效率更高。

还有，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包围越来越紧密。核武、航母和先进战机在源源不断地调往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中国东部的美日韩东北亚军事同盟在不断进行军事升级；中国西部的美国中亚军事同盟在加紧增加先进战机和雷达系统；中国东南部的美国东南亚军事同盟正在形成；中国西南部的美国印度也在向着军事同盟方向发展；同时，美日还在携手进入蒙古，直接插入中国心脏区域。对中国如此不惜血本地成功包围，使得美国以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等十多个发达国家，能够随时对中国发起军事干预和军事打击。

二、双循环的经济模式把中国老百姓永远锁进了贫困深渊。

所谓双循环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指由对外的殖民经济循环圈和对内的奴隶经济循环圈，所组成的经济发展模式。先看奴隶经济循环圈，所谓奴隶经济循环圈是指老百姓就像古代奴隶一样，无论怎样苦干苦攒，最终结果都只能是两手空空。由于政治改革剥夺了罢工自由等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赋予了老板可以随便砸碎工人饭碗的无限权利，再通过建立保安制度镇压工人的个人反抗，建立武警制度镇压工人的集体反抗，建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血汗工资制度；为了把工人工资压低到极限，减轻企业负担，最大限度地保障资本利润，又通过经济改革剥夺了住房、医疗、教育和养老等原有福利；失去了福利保障的老百姓为了买房、看病、上学和养老，就只能把微薄工资的绝大部分存入银行，维持最低限度的生存；并且买房、看病、上学、养老的费用越高，老百姓就越是拼命存钱，存到一定程度再取出来送还给资本家，要么送给开发商，要么送给医院，反正最终自己只能是两手空空。

如果银行把老百姓的储蓄存款投入国内建设，至少还能扩大就业，有希望增加工人阶级的整体收入，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中国的银行没有把老百姓的储蓄存款用于国内建设，而是转换成为美国的投资和消费，用在了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上。美国把中国引向私有化市场化改革，不是为了发展中国独立的国民经济，而是为了发展中国殖民经济，还是那句话，狼引导羊是为了吃掉羊，而不是为了把羊变成狼。美国为了加速提高生活水平，形成了透支型消费，也就是借钱消费；既然有人透支，就必须同时有人储蓄，于是，通过摧毁中国老百姓的福利体系，把中国老百姓纳入了拼命储蓄的轨道，形成了奴隶经济循环圈。要把奴隶经济循环圈集中起来的财富送往美国，还需要再建立第二个经济循环圈，即殖民经济循环圈。

殖民经济循环圈是通过暴力压低工资的血汗工资制度实现的。由于超低工资让老百姓无钱可花，摧毁福利制度又让老百姓有钱不敢花，这就造成了有购买能力的国内需求越来越低；越来越多老百姓买不起的商品只能低价销往美国等发达国家，对外贸易甚至占到了GDP的四分之三，也就是说，中国生产的大部分商品都低价销往到了美国等发达国家，支撑着西方22个发达国家的家庭消费；中国出口这些商品所得到的，就是美国印刷厂印制的美元，由于这些美元放在中国手里完全是一堆废纸，并且还在天天贬值，为了避免贬值就只能购买美国国债和其它债券股票，如此一来，中国耗费资源和血汗赚取的外汇又送还给了美国；美国便把中国的这些钱或者用来改善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或者用来再投资控股中国产业，或者用来对付中国和包围中国等等。可以说，美国包围中国的十大军事基地，就是由中国养活的。如同奴隶经济循环圈把中国老百姓变得一无所有一样，殖民经济循环圈则把中国国家同样变得一无所有，即便资源全部耗光，最终仍然是两手空空。

可见，两个经济循环圈互相作用，功能互补，把中国的财富越来越彻底的循环到了美国。奴隶经济循环圈把中国老百姓的财富集中起来，殖民经济循环圈再把集中起来的财富送往美国，用于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消费。这就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老百姓生活却越来越艰难，美国经济低速徘徊，美国老百姓生活却越来越富裕的奥秘所在。美国越来越大规模金融投机和虚拟经济，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殖民经济基础上的。中国老百姓的灾难还不仅仅是两个经济循环圈的掠夺，在消费领域还有更大规模的掠夺在吞噬着老百姓微薄的收入，就是中国老百姓要用超过外国人十倍百倍的相对价格，购买相同的消费品。由于中国老百姓的工资被强行压低到外国人的几分之一、几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的水平，而中国消费市场又是开放的，这就在购买商品时，相对于劳动力价格来讲，中国老百姓要支付十倍乃至百倍的价格。美国通用汽车工人小时工资是78美元，中国通钢工人每月工资是300元人民币，相当于43美元，折合成小时工资仅有0.27美元，彼此之间相差270多倍。让双方在同一个市场上进行消费，等于是在向中国老百姓巨额收税，同时在向外国人进行巨额补贴。中国房价物价的疯狂上涨就是与此有关。

可以说，古往今来建立富人和洋人价格补贴机制的国家，只有当今中国，并且在购买过程中对穷人和国人收税之巨，对富人和外国人补贴之巨，都远远超越了人类基本良知和文明底线，任何一个稍有天良的人都不会建立如此人神共愤的价格补贴机制。中国改革的第一枪，就是对准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机制打响的。从毛泽东时代对穷人的价格补贴机制，到现在对洋人的价格补贴机制，中国老百姓完成了从天堂到地狱的悲剧转换。只是让人感到特别悲哀的是，推翻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机制的改革第一枪，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打响的；同样，美国剥夺中国的所谓市场机制也是在中国的欢呼声中开始的。并且至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认为美国在中国建立的各种抽血机制是正确的。可以断言，殖民经济循环圈，洋人价格补贴机制，十多万亿外资控制的产业资本，再加上以开发区和招商引资名义形成的现代割地赔款运动，美国设置的所有这些财富抽血机，迟早会把中国的资源彻底抽干。中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架现代财富抽血机的牺牲品，本来这架财富抽血机的牺牲品应该是俄罗斯，只是叶利钦的桀骜不驯和普京强烈的民族主义彻底打乱了西方国家的计划，于是便把抽血机搬到了中国。而把抽血机搬到中国，恰恰符合并满足了中国官僚买办集团的嗜血欲望，于是，这架巨大的财富抽血机便在那阴沉雪茄烟的昏暗烟雾中疯狂开动起来，中国的财富，中国的资源，中国的青山绿水，中国的森林草原，中国的国民健康，统统变成了滚滚流向美国的无边财富。

美国等西方国家设立在中国的这架巨大财富抽血机，使1840年以来中国抗击外来侵略的所有奋斗失去了任何积极意义，暂且不论其它损失，仅在外汇资产这一个方面被攫取的财富，就超过了14年抗战期间损失的总和，如果继续这样抽下去，中国很快就会成为第二个楼兰！

三，政治腐败达到极点，官权泛滥超越了历史上的皇权。

此前我们多次强调，中国历史上所有大动荡、大分裂、大混战、大流血，无一不是官权泛滥的结果；中国历朝历代的覆亡，也无一不是亡于官权泛滥。所以，中国历代政治的基本任务，亦无一不是约束官权，所谓吏治，其实就是治官，包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是在探索如何有效地约束官权。可是，后来为了巩固老爷子“垂帘听政”的地位，便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镇压百姓民权，无限放纵地方官权；特别是为了防止改革开放发生逆转，保证家族后代安全，便采取了一个极为决绝的方法，就是和后来成千上万的各级官员捆在一起，逼迫各级官员为了自身利益，也会誓死捍卫老爷子地位，誓死捍卫老爷子家人。这个和成千上万官员捆在一起的方法，就是像孙悟空的分身术一样，克隆出成千上万个拥有无限权利的“老爷子”，让每一个地方官员，每一个单位的领导，都能够拥有无限权利，都能够随意支配属下每个人的命运。具体的克隆方法，就是实行所谓“放权让利”的官权化改革，中央向官员放权，民众向官员让利，通过这两条途径，把社会所有的权利最大限度地集中在官权手里，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超越皇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

中国人民的灾难便由此开始了。

中国2千多年塔形的权利结构，变成了全息的权利机构，老爷子拥有多大权利，全国所有单位的官员就同样拥有多大权利。全国所有单位，无论是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奉行的原则都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单位内部所有男人都是可随意支配的家奴，单位内部所有女人都是可随意淫弄的小妾，稍有不从，便让你下岗回家、陷入死地绝境！中国大地上任何一个处长以上的官员，权利之大都超过历史上的皇权，古代皇帝、王公大臣在狎妓嫖娼后，充其量也只能奖赏娼妓一些金银珠宝，没有一个皇帝或者王公大臣能够随便奖赏妓女或二奶一顶乌纱帽。可在当今中国，随便一个芝麻官只要高兴，就可以把“宝贝儿”从床上送到主席台上。社会糜烂到如此地步，政治腐败到如此地步，官权泛滥到如此地步，道德堕落到如此地步，人性丧失到如此地步，古往今来再无二例！中石化老总陈同海每天挥霍费用超过4万元，个人受贿超过2亿元，如果说中石化是个大单位，腐败金额大些不稀奇，那么北京中关村的一个小学校长涉案金额就高达1.6亿元，广州市越秀区一个小学校长涉案金额也是高达数千万元。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贪污受贿上亿元的权利交给他们的？右派为了打倒共产党解体共和国，总是把这个问题归结为一党专制，可是另一方面，这些右派又在控诉毛泽东时代经济没有活力，官员连花一分钱的权利都没有。这些右派前后自相矛盾的控诉至少证明了巨额贪污受贿和一党制还是多党制没有关系，根源就在于官权泛滥。

官权泛滥不仅把老百姓置于了牛马不如的悲惨地位——不是形容词，而是实实在在的牛马不如，因为牛马作为主人的财产，至少死活还有人管，而老百姓死活只要不涉及到工伤赔偿，根本就无人过问。山西黑煤窑黑砖窑会不顾工人死活，却不会不顾牲畜死活，因为累死牲畜需要花钱，而累死工人不需要花钱。同时，也把中央集权置于了名存实亡的地位，对于拥有无边权利的地方官权来讲，除了在对付老百姓方面还需要借用中央集权之外，已完全把中央集权踩在了脚下，中央集权的所有政策和指令，符合地方官权利益的便无限放大，不符合地方官权利益的便视为一张废纸，中央集权完全无能为力。中国已经完全变成了官权天下，当初老爷子就是凭借官权力量，才能以一介平民的身份先后废掉两任总书记，并把第三任总书记变成了跟班。中国官权之所以能够对上把中央集权变成摆设，对下把百姓民权剥夺干净，就在于对内联合学者、对外联合洋权，通过对内联合学者具有了强大“道义力量”，通过对外联合洋权具有了强大政治力量，从而把官权推上了人类权利的顶端。无论是奴隶社会的国王，还是封建社会的皇帝，都无法和当今中国官权相比较，哪怕是历史上最集权的国王和皇帝，至少还有内在宗教的约束，而当今中国官员则没有任何约束。虽然他们表面上只是对公众高喊“你们算个屁呀！”其实在内心里，把中央集权同样看作是一个屁。邓玉娇案就是一个典型，本来，邓玉娇案是中央集权扬名立万、重归人心的绝好机会，诛杀巴东恶吏、表彰巾帼英雄，肯定会万众欢呼、全国拥护。对于最高当权者来讲，如此载入辉煌史册的绝佳机会，可谓是千载难逢，无论是康熙、乾隆，还是普京、奥巴马，估计任凭是谁都绝不会错过如此机会，可偏偏就是被称为集权专制的中国最高当局，却白白错过了这个机会，甚至迄今为止真的连个屁都没有敢放。为什么？就是在官权眼里中央集权不过就是一个屁，甚至连一个屁都算不上，左边官权吆喝一声民主，右边学者吆喝一声法治，对面洋人再吆喝一声改革，中央集权也就乖乖地退到了幕后。在此，官权威力展示得淋漓尽致。

官权天下的一大特点就是好官凭良心行善、恶官凭其能作恶，各地老百姓的生死祸福完全取决于地方官员的个人品行。对于一个单位来讲，女人保住贞洁的唯一希望，就是遇到一个不好色的顶头上司；对于一个地方来讲，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唯一希望，就是遇到一个信奉毛主席的好官。中国的官权割据状况除了没有世袭之外，在其它所有方面都已形成了基本雏型。一旦国家有难，中国将会立刻出现晚清那种东南互保局面，各省纷纷与八国联军单独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把中央政府扔进后院的茅坑不管。今天重庆市与吉林省、河南省老百姓之间的冰火两重天，就是中国官权割据的生动典型。同样是共产党的官员，薄熙来在重庆清腐打黑唱红歌，让老百姓看到了中国的明天，看到了共产党的希望，老百姓如同解放初期那样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可是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相反，天天笼罩在恐慌和绝望之中，电视报刊不停地喊：“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什么叫“国企改制绝不走回头路”？无非就是宣布要继续联合那些黑心老板把工人往死里整！结果是在同一个中央领导下出现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景象：重庆那种满天歌声的“解放区”，和吉林、河南那种黑沉沉的“国统区”。重庆的老百姓在歌唱共产党，吉林、河南的老百姓却在准备对付共产党。而北京的党中央对于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情景居然没有任何反应，既没有奖赏让老百姓歌唱共产党的薄熙来，也没有处罚逼迫老百姓准备对付共产党的其他两省官员，完全任由双方各行其是，无力做任何表态。

官权天下把所有权利都集中于官员手中，土地、矿山、森林、草原、企业、百姓以及属下官员等，全部如同私人资产一样由官员决定，这就必然会形成历史上最严酷的压迫和最尖锐的矛盾，面对历史上最尖锐的矛盾，由于地方官权并不直接拥有军队，这就必然会导致地方官权为个人安危而暗中投靠洋权，中国官员的财产和亲属越来越大规模地向国外转移，根源就在于此。在获得中央集权和洋权的双重保护以后，地方官权会更加毫无顾忌地压迫百姓，与老百姓形成不共戴天的生死对立，甚至在必要时候不惜毁灭国家，如同前面提到的晚清东南互保时期的官权一样。这样一来，地方官权便没有任何选择地走上了誓死捍卫老爷子的道路，可见，这完全是四川袍哥滚刀肉做法的升级版：大家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虽然方法土一些，但是却相当成功，只是苦了中国老百姓和中华民族。

四，主流精英在整体上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国家失去了内部变革的有序化和抵抗外来入侵的能力。

虽然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知识分子已经和人民走到了一起，但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始终被排斥在主流之外。中国主流精英，特别是控制思想舆论领域的主流精英，已借着全球化的潮流率先走上了背叛祖国和人民的道路。当初清兵入关和日军入侵那种汉奸泛滥的现象，将会成百倍地在中国重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历史苦难。此前我们曾多次讲过，欧洲中世纪皇权与教权双峰并立的政治格局，在客观上把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融成为一体，知识分子成为了人民群众的天然代言人和自然领导者，无论是社会内部变革还是抵抗外来入侵，整个国家都能够统一成为强大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则相反，皇权一统和科举取士，造就了知识分子“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追求，学习的唯一目的就是入仕做官。入仕成功者，从此官僚学者集于一身，和民众形成官民对立，所思所想就是如何整治人民，如同现在的官员一样；入仕失败者，要么跑去给官员做幕僚，要么跑去给地主做狗腿子当师爷，总之是成为欺压人民的各类走狗；只有被社会彻底边缘化的极少数知识分子，才会流落乡间或者教私塾，或者蹲在路边替人写状纸，由于这些被彻底边缘化的失败者传授的价值观仍然是“学而优则仕”，而其本身又什么都不是，这种自我否定自我矮化的猥琐心态，使他们与劳动人民格格不入；如此一来，中国知识分子便彻底脱离了人民群众，如同两个生物群体那样互不相融。毛泽东试图通过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的途径，强行把中国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结合在一起，使中国知识分子也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成为能够与权利和资本相抗衡的强大社会力量。毛主席逝世后，中国知识分子不仅没有理解和接受毛主席的一番苦心，反倒把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看作是对知识分子的残酷迫害，由此而对毛主席、对人民群众产生了刻骨仇恨，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官僚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西方帝国主义的怀抱。

主流精英投入西方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将给中华民族带来两个方面的灾难性影响。

其一，随时会“引领清兵入关”，勾结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围剿、经济制裁和军事打击。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所以要在中国周边设立十大军事基地，就是要阻止中国成为第二个俄罗斯，最终摆脱经济殖民地的命运。只要美国感受到中美之间的殖民经济循环圈遭受到威胁，并坚信已投靠西方的主流精英地位稳固，美国及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会毫不犹豫地随时对中国进行各种打击。而中国主流精英固有的“引狼入室”和“与狼共舞”的历史传统，将会把本来还是觊觎窥伺的潜在敌人，鼓励成为公开入侵的外来势力，并且会像妓女迎接嫖客那样欢欣鼓舞地投靠外来侵略者。当初清兵一路杀到南京，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屠杀掉80万老百姓，就在80万遇难百姓的鲜血还在汩汩流淌时，清兵一张科举取士的招聘广告，主流精英立刻便从各个角落冒了出来，跨过百姓的尸体，踏着满街鲜血前去入仕做官。抗战时期更是如此，完全是日本人指挥着中国人在打中国人，仅伪军正规军的数量就超过日军两倍以上，如果当时不是有延安非主流知识分子的制约，恐怕中国主流知识精英早已像当初投靠清兵一样地整体投靠了日本人。与那时相比，当今中国更加岌岌可危，因为无论是清兵入关还是日军入侵时期，至少那时人们都以汉奸为耻，并不以汉奸为荣，连最大汉奸汪精卫都声称是要“曲线救国”，仍然宣扬以爱国为荣，而当今中国主流精英却以卖国为荣，以汉奸为荣，公开把爱国主义称为是“爱国贼”。对“爱国贼”的批判，使主流精英对祖国和人民形成了越来越强烈的仇恨，其中有些人甚至已经失去了等待外来入侵的耐心，主动要求美国总统及早发动对中国的打击。中国如同一条大船，主流精英如同一群强盗，他们抢劫了船上旅客所有的财物，并且已全部搬运到了西方国家那艘船上，现在最渴望的就是把中国这艘大船凿沉，以便能够塌实放心地在西方那艘大船上继续吃喝玩乐。当掌管大船的船员要毁掉大船时，大船的厄运将很难避免。

其二，主流精英与人民群众的背离和对立，往往会使社会变革失去方向和秩序，陷入暴政和暴乱想交替的两难状态。历史上的社会变革，大致分为自上而下的变革和自下而上的变革两种情况，前者往往称为是改良或改革，后者往往称为是革命或暴动。无论上述哪种形式的社会变革，其方向和秩序都是由主流精英和民众的结合状况决定的。包括苏联东欧变革在内的欧洲历史上所有变革的有序性，都是由欧洲文化精英和民众融为一体决定的，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后来推翻官僚社会主义的变革运动，都具有这一共同特征。马克思曾经十分形象地把这一现象概括为：“哲学把无产阶级看作是自己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则把哲学看作是自己的精神力量”，列宁也讲过工人阶级不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只能从外部注入社会主义，由谁来注入？就是由先进的知识分子来注入。其实，马克思和列宁本身就是当时欧洲乃至世界最先进的知识分子，所以列宁才说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最优秀文化的结晶。但是在中国，情况却恰恰相反，由于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像欧洲知识分子那样，自觉地成为社会大脑和代表社会良心，而总是和最反动的政治势力结合在一起，充当最反动政治势力的狗腿子和师爷，把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变革还是自下而上的变革，统统纳入了无序化的野蛮轨道。其中，把自上而下的变革变成了暴政，把自下而上的变革变成了暴乱，把世界历史上最温顺善良的中国老百姓变成了暴民。从而使中国社会陷入了难以摆脱的暴政和暴乱想交替的两难状态。所以，中国老百姓才会发出“兴，也是苦；亡，也是苦”的千古感叹。

中国改革陷入无序性、把老百姓逼上绝路，就是文化精英丧尽天良的结果。指导中国改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中国改革提供的基本原则就是“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不顾死活地最大限度榨取老百姓的血汗和生命，最大限度地降低出口欧美的商品成本，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要知道，这不是某几个经济学家的意见，也不是由美国培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群体的意见，而是整个经济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一致的共识，所以才把提出这一原则的学者推崇为中国第一经济学家。在“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原则指导下的改革，必然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恐怖的暴政，所有权贵富豪都放开手把老百姓往死里整，只要老百姓不造反，无论整死多少都无所谓。通钢工人就是由此被逼上绝路的，私人企业建龙集团用12亿元购买通钢278亿元资产是否公道暂且不论，就这12亿元也是来自国有银行的贷款，用国有银行的钱来购买国有企业，等于是用你家的钱来购买你家的房屋，这还不如土匪抢劫来得直截了当，土匪抢劫至少还没有侮辱你的智商和尊严。不花一分钱抢走数百亿元的企业也就罢了，还威胁要通钢上万工人全部下岗。要知道，对于通钢那种钢铁基地来讲，往往是全家老少二代三代在同一个企业，一旦全家下岗，就是死路一条，男人除了盗抢，女人除了卖淫，很难找到其它活路。或许有人会说，可以搞三产服务业，这在别的地方可能行得通，但在通钢那种地方行不通，一眼望去全是下岗工人，谁给谁搞服务？对于通钢那种地方来讲，下岗几乎就等同于死亡。就是在如此情况下，通钢经理居然随便一张嘴，就让上万工人全部下岗。可见，漠视民生、草菅人命已经到了何等程度！

通钢事件所代表的一系列事件，反映中国已经进入了矛盾爆发期，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将全面展开。由于同人民相对立的主流精英控制了主要社会舆论，人民群众的要求无法通过主流媒体表达出来，加之长期的严厉控制和打压，人民群众又没有统一的组织领导，矛盾一旦爆发将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无序状态，把革命变成暴乱，把人民变成暴民，重演义和团时期的革命悲剧。这是知识精英和人民群众相背离所带给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每当中国进入历史转折时期，就会无比沉重地感受到知识精英带给这个民族的无边劫难，就会深深回想起中国老祖宗的谆谆告诫：“万戈为成，贝文为败”，贝是金钱，文是文人，一旦文人和金钱相结合，把学问当作追求金钱名利的工具，等待中华民族的就必然是劫难和失败。中华民族用牺牲整个资源和环境的代价，中国老百姓用重新背负三座大山的代价，才换来了对失败这个“败”字的深刻认识。黎阳先生说得好：中国自古文人皆文匪。文匪治国，必然亡国。日本人之所以在明治维新之前劫难不断、几乎亡国，就是因为听信中国文人谎言，采用文匪治国的原因，后来通过明治维新换上武士道精神，东洋三岛上一群半死不活的小瘪三，立刻成为了世界强国。

第二部分，当前各种危难形成的根源

一，文化是根源，政治、经济的变化是结果。

前面谈到了当今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面临的危难，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估计所有关心中国的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是怎么由一个世界上唯一曾经打败过美国的强大国家，衰弱到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所有国家都敢抢占中国领土的肥大国家？是怎么由一个世界上唯一消灭了黄赌毒黑的干净国家，堕落成为世界上黄赌毒黑、坑蒙拐骗最集中的肮脏国家？是怎么由一个人民奋发向上的理想主义国家，变成为一个道德沦丧、伦理尽失、弱肉强食物欲泛滥的国家？人民是怎么失掉四大自由及罢工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的？是怎么再次被压在住房、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之下的？我们的工人兄弟是怎么丢掉工厂和工作的？我们的数百万姐妹甚至包括那些尚未成年的小女孩是怎么被逼良为娼的？我们国家是怎么由世界人权法庭上的原告变成被告的？为什么30多年前的美国政府见到中国领导人在喋喋不休地解释本国人权，现在的美国政府见到中国领导人则是喋喋不休的指责中国人权？为什么包括曾经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如邓氏三驾马车）的所有改革派，现在几乎全部站到了美国立场上，在帮助美国完成了对中国经济的殖民化改革之后，又在强迫共产党下台，打着所谓宪政的旗号要把中国分割成为几个小块？为什么1840年以来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列强攫取中国资源的目的已完全实现?为什么我们生产的商品能够满足西方发达国家十多亿人口的高消费，却满足不了我们自己人民养家活口的低消费？

在这些问题上，受多年来西方帝国主义、官僚买办集团和汉奸势力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许多人总是不加任何思索地归结为是制度问题，认为现有制度是造成所有问题的根源。这个观点不仅是不符合事实的，是错误的，而且还是十分危险的，因为这个观点恰恰符合了美国等西方国家肢解中国的战略。第一，我们之所以说制度论是错误的，就在于我们所要回答的问题本身，就是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最终演变成为剥削和压迫人民的制度？如果说制度演变的因素是制度，完全是同义反复，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其实，中国右派不仅在中国问题上同义反复，在西方问题上同样是同义反复，他们天天说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问他们为什么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他们的回答永远只是重复同一句话：因为西方国家是民主制度。第二，当今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毛泽东率领中国人民建立起来的，如果说是制度问题，那么罪魁祸首就是毛泽东和人民革命，这恰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和国内卖国势力所迫切需要的政治结论。只要能把这个结论作为中国人的共识，西方国家就能够堂而皇之地推翻统一中国的基本制度和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分切的蛋糕。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就是毛泽东建立起来的宏观微观制度，是毛泽东留给中华民族最好的政治遗产，是当今世界最完善最优秀的政治制度，是21世纪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向。

就宏观方面来说，当今世界各国实现社会稳定的大众政治因素，无一不是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毛泽东的探索。比如美国共同诉讼制度中的“有罪推定原则”、“惩罚性赔偿原则”、“人民陪审团原则”等，全部是来自于中国的政治探索，特别是支撑西方国家政治稳定的舆论自由和社团民主两大制度，更是完全来自于中国的文革探索。舆论自由是由中国四大自由演变而来，社团民主是由中国的造反组织演变而来，只是在引进中国文革基本经验的时候，西方国家注意到了和本国实际相结合，因而具有了一些新的形式，我们许多中国人才会误以为那是西方国家的新东西。其实不是，那是我们的政治专利，只是我们家里出了家贼，把我们的政治专利送给了洋人，洋人再拿着我们的政治专利来欺负我们，如同当年拿着我们四大发明的专利来欺负我们一样，用我们发明的火药来屠杀我们的肉体，用我们发明的纸张和印刷术来绞杀我们的精神。就企业微观方面来讲，毛泽东时代中国创立的“两参一改三结合”的企业管理原则，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国有企业管理的基本原则。所谓两参一改三结合的管理制度，就是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企业管理层必须由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所组成。后来，无论是日本、英国，还是欧洲大陆，都在以不同形式实行这一原则，美国这次金融危机无论有多少其它原因，其中，新产生的大批金融公司完全被少数精英操纵，违背了大众时代的民主管理要求，是其中一个根本性原因。

可见，当初我们的基本制度没有问题。现在我们仍然要坚持毛泽东留下来的这个基本制度。这是我们实现中华民族崛起，重铸公平合理的世界一体化规则所依据的制度基础，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先进的政治文明。把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进行认真比较后我们可以很有信心地说，毛泽东所设立的这套由先进政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度，人民政府制度、外加群众大民主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古往今来人类最完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然而，这套世界上最完善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并没有能够保住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基本经济福利，那么，究竟是什么问题把中国老百姓由天堂带入地狱的呢？是文化问题！是官权文化和殖民文化把我们由天堂带入了地狱。官权文化让我们用官人的眼光看世界，殖民文化让我们用洋人的眼光看世界，总之，是用剥削阶级的眼光看世界，自觉不自觉地套上了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不由自主地被压在了官僚买办的五指山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财产被掠夺一空，自己的妻女被迫在凄风苦雨中卖淫为生。

——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解决文化这个根本问题。这也是人民的敌人拼命妖魔化文化大革命的原因：阻挠中国人民再次团结在一起。

只是对于文革的政治作用和历史意义，无论是西方帝国主义，还是国内的腐败势力、买办势力和汉奸势力，其理解的深刻程度都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左派。至今仍然有数不清的左派在文革问题上摇摆不定甚至加以否定，但是却没有一个右派在否定文革问题上有丝毫犹豫，这就是30年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左派却被右派打的稀里哗啦的一个根本原因。毛泽东把原本一盘散沙的13亿中国人民团结成为强大统一的理想主义整体，依靠的是文化；xxx把已经成为统一整体的中国人民再次变成唯利是图的一盘散沙，凭借的也是文化。区别只在于毛泽东在引导人类心灵中向善的一面，xxx在释放人类心灵中向恶的一面。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掌门人、对xxx顶礼膜拜的张五常教授对中国改革概括得最为准确：改革的前提和动力就是人都是自私的。只要把人们的私字充分释放出来，就会形成巨大的能量。的确如此，无论是心灵中善的力量还是恶的力量，只要充分发挥出来，都会形成巨大的经济发展能量，如同进行刻苦训练和服用兴奋剂都能够在比赛中创造优异成绩一样。只是后者是一条死路，是一条不死不休、循环到死的地狱之路。当今中国，就是踏上了这样一条通向死亡的地狱之路。其灾难根源若用佛家语言表述，就是完全由心魔所致，佛家所谓的心魔，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观念。佛家讲，万魔之中心魔最大，在导致中国老百姓灾难的所有因素中，文化观念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是最大的悲剧因素。

自人类进入剥削社会以来，剥削阶级始终只占人类极少数，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地统治人类绝大多数，所依靠的主要就是文化观念上的精神枷锁，让老百姓自己锁住自己，自己把自己关进监狱。一旦老百姓冲破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统治阶级所有外在暴力无论多么强大，都会在瞬间被彻底砸烂。所以，军队法庭这些外在的暴力手段，实际上只能起到震慑作用，真正能够约束老百姓的是文化观念等精神力量。剥削阶级对老百姓的精神统治，才是维护剥削社会最牢固的基础。这种精神统治主要是通过语言、概念等知识的传承实现的。语言、概念、逻辑等是人类知识和经验传承的基本途径，人类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认识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传承下来的。可是，由于剥削阶级一直垄断着人类的文化和教育，便利用其文化垄断权“以权谋私”，把剥削阶级狭隘的阶级意识作为人类的普遍认识和终极真理注入老百姓的大脑，让老百姓按照剥削阶级的世界观颠倒地看待世界，自觉自愿地接受剥削阶级的价值观，用剥削阶级的文化观念来武装自己，把剥削阶级的精神枷锁当作美丽项链套在自己脖子上，最终形成了对自身的彻底否定。

第一，用剥削阶级的观点观察世界。剥削阶级在下手剥夺老百姓之前，必然有一个事先打造舆论的阶段，在精神上给老百姓注入麻醉剂，让老百姓自觉自愿地站在剥削阶级的立场上，把剥削阶级的观点作为自己的观点，欢天喜地地奔向地狱。回顾30年改革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老百姓的一切，无一不是在老百姓的欢呼声中失去的。砸烂公有制的大锅饭，砸碎工作保障和福利保障的铁饭碗，就是在中国老百姓的一片欢呼中开始的。本来，大锅饭是人类千古以来的理想追求，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体现，是天赋人权的基本要求，是人类文明的基本底线，也是西方国家二战后吸收社会主义因素、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经验。但是，由于大锅饭妨碍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妨碍了官权阶级和买办集团对社会财富的掠夺，于是便提出了“砸烂大锅饭，砸碎铁饭碗”的野蛮口号。这个口号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的口号，是最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口号，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反动统治集团都不敢公开喊出来的口号，这个口号给人民群众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远远超过了日本法西斯的大屠杀和德国纳粹的焚尸炉。可是，当中国官权阶级和买办集团喊出这个口号时，中国知识分子一片欢呼，中国老百姓同样跟着一片欢呼。正是在中国老百姓的欢呼声中，改革的铁锤轰响着砸向老百姓脑袋，最终把老百姓砸在了新的三座大山之下。今天40岁以上的人应该都还记得，当老爷子把那位专砸三铁的经济沙皇从上海调来北京担任国务院总理时，全国老百姓不仅对这位改革派一片欢呼，甚至还编造出各种黑色段子去讽刺嘲笑前面那位阻挠砸大锅饭的总理，当时中国老百姓仿佛吸食了毒品一样的迷失本性，谁把老百姓更加往死里整，老百姓就歌颂谁是改革派。

如果说在砸烂大锅饭的问题上，还可以用官权阶级利用了人民对共产党的信仰来解释的话，那么，在对待JQ和蒋介石的问题上，则完全是老百姓用权贵富豪观点看问题的结果。JQ属于党内斗争，蒋介石属于阶级斗争；JQ只是整了党内几个官僚和几个文化精英，蒋介石则是大规模屠杀老百姓；按理说社会舆论应该痛恨蒋介石才对。可实际上却是，赞扬蒋介石的言论比比皆是、司空见惯，大家都已习以为常。可是如果有人说一句JQ的好话，莫说是在正规场合，哪怕是在街头巷尾，也肯定会引起强烈反应。为什么会有如此差别，道理很简单，就是因为蒋介石杀的是穷人，杀的是老百姓。在中国知识精英眼里，杀老百姓不算杀人，就如同当今右派说杀毛派不算杀人一样。于是便开动全部媒体去美化蒋介石，老百姓日夜不停地被反复熏陶，久而久之便逐渐接受了这种宣传，认为蒋介石是好人。相反，JQ整的是被称为“走资派”的官僚和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精英。这些人控制着理论宣传、文化教育、影视艺术等整个社会舆论环境，集中妖魔化起一个人来，老百姓根本难辩真假。并且所有这些领域的人又都是老百姓敬畏崇拜的人，特别是那些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的知识精英，更是老百姓顶礼膜拜的文化偶像，从小就用这些文化偶像来教育孩子，如同追星族一样地盲目追随这些知识精英。看到这些知识精英辱骂JQ、妖魔化JQ，便会赶时髦似的跟着辱骂JQ。所谓“百姓不知王家事，好恶只在人言中”，就是这个道理。至今许多老百姓也不知道，那些官僚和精英辱骂JQ是假，借JQ辱骂毛泽东才是真正目的。并且今天JQ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镇压老百姓反抗的降妖符，无论是不是知道JQ，是不是知道文革，只要是反抗官权统治，就会被骂做是文革，骂做是JQ。JQ的符号化，就是老百姓观念异化的结果。

可以说，中国老百姓觉醒之前对JQ和毛主席的咒骂（尽管当时骂毛主席的是一部分），是人类编年史上最大的悲剧，是中国人民最大的悲剧，特别是中国底层老百姓最大的悲剧。我曾不止一次地听到佛家朋友说过，咒骂毛主席是要遭报应的。当然，我们可以不相信佛家偈语，但是眼下中国人民正在遭受各种灾难，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翻身解放，为了让中国老百姓也能够像人一样地活在世上，为此得罪了官僚，得罪了精英，得罪了剥削阶级，为中国革命贡献了6位亲人的生命。可是老人家刚一去世，所剩不多的几个亲人就被投入了监狱，没有被投入监狱的也遭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和迫害。中国老百姓不仅没有丝毫悲愤、悲哀和悲悯，反倒敲锣打鼓游行庆贺。就在那愚昧的锣鼓声中，人类远古铸就的天道、天理、天良，从中国老百姓的身边远逝而去，期间无论老百姓遭受多少冤屈苦难，这些庇佑人类灵魂的远古精神却一直没有回归。所谓天理难容，大概就是如此。想当初宋庆龄公开和共产党站在一起，蒋介石都没有对宋庆龄下如此黑手，相比之下，JQ并没有投靠共产党的敌人，为何要下此黑手！官僚和精英下此黑手也就罢了，因为他们本来就与JQ不共戴天，让人悲愤难耐的是老百姓也跟着欢呼叫好，要知道，那毕竟是陪伴主席鞍马征战、从烽火硝烟中一路走过来的领袖妻子啊，怎么能如此对待呢。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的悲剧命运。那个因为对毛泽东怀有刻骨仇恨而被专门找来以律师身份迫害JQ的汉奸分子，最近公开站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立场上发表公开信，抗议中国政府有悖美国旨意。这个当初被指使迫害JQ的凶恶打手现在公开投靠美国，向中国政府发难，具有绝妙的历史讽刺意义：当初在法庭上控诉JQ的，和当前在政治上控诉共产党的，完全是同一些人，区别只在于当初这些人后面站着的是老爷子，现在这些人后面站着的是美利坚合众国。当初那些疯狂的反毛者，现在几乎无一例外地走上了出卖祖国的汉奸道路。

在国内问题上用权贵富豪的观点看问题，在国际问题上就必然以美国人、以洋人人的观点看问题，中国舆论界对日本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不同反应，就是用西方帝国主义观点看问题的典型。二战中日本法西斯杀的是中国人，德国纳粹杀的是白种人，从民族感情上来讲，中国人应该更加痛恨日本法西斯才对。可是舆论界反应却完全相反，全国舆论领域特别是那些右派媒体，只是把纳粹德国当成了邪恶的代名词，很少提到日本法西斯。不仅很少控诉日本法西斯，甚至公开歌颂日本法西斯。汉奸马立诚等人为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本人翻案，因此而红遍中国媒体界、出版界和新闻界，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不讲民主地干预”这种新闻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新闻媒体恐怕早已把日本战犯打造成为国人追捧的明星。可是，在歌颂日本法西斯的同时，中国所有政治派别和舆论人物，却没有一个人敢为德国纳粹翻案，没有一个人敢说德国纳粹半句好话。在翻案妖风席卷全国、几乎无案不翻的当今中国，居然没有一个人为德国纳粹翻案。为什么？和前面的道理完全一样，就是因为德国纳粹杀的是白种人，日本法西斯杀的是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屠杀中国人，屠杀有色人种，都不算是杀人，就如同至今美国都不承认当初杀掉8千万印第安人属于大屠杀一样；只有屠杀白种人，才算是杀人，才算是犯罪。所以才持续不断地控诉德国纳粹，把德国纳粹变为骂人的口头禅，而很少控诉日本法西斯。西方人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可是，那些心理已经彻底奴化、已经习惯于用白种人眼光看问题的中国人，也都跟在白种人后面把德国纳粹作为骂人的口头禅，而从来不用日本法西斯来骂人，把被日本法西斯杀害的数千万死难同胞，完全忘在了脑后。不要小看这个问题，细节往往更能反映本质，这个问题反映了许多中国人在心理上情感上已经逐渐汉奸化了，喜怒哀乐完全与西方脉搏的跳动相联系，与本国本民族发展的跌宕起伏不再有任何联系。

用剥削阶级观点观察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就是接受剥削阶级判断事物的双重标准。比如在世袭制问题上，只反对权力世袭制，而不反对资本世袭制，就是接受资本主义双重标准的结果。虽然这是个世界性问题，但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右派表现得特别无耻，特别无耻的地方就在于西方国家只是批判权力世袭制，但是并没有歌颂资本世袭制，而中国右派却天天歌颂资本世袭制，把资本世袭制歌颂为是人类最美好的制度。本来，世袭制的罪恶就在于让人生来便不平等，在娘胎里没出世之前就决定了或者是支配他人或者是被他人支配的命运，所以必须加以废除，这是实现人类解放和实现平等、自由、民主等人权的基本条件。可是，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后，富豪资本家用“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条，取代了封建社会“皇权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信条，不是废除世袭制，而是用资本世袭制、财产世袭制取代了权力世袭制。对于劳动人民来讲，结果和封建社会世袭制完全相同，老百姓仍然是生来就要被人支配，只是那些天生支配者的身份发生了变化，由皇亲国戚变成了富豪资本家。他们所依据的理由就是资本世袭制比权力世袭制是一种历史进步。这种历史进步论是一种最为反动的理论，道理很简单，历史上进步的东西未必就是现在进步的东西，更不能成为强迫社会接受的理由，如同不能因为枪毙比凌迟处死是一种进步就可以满街开枪杀人一样。中国老百姓为什么会落到今天如此悲惨的地步？就是因为中国的主流精英总是用最邪恶的事物作为参照标准，迫使老百姓只能在两害之间进行选择，无论怎样选择都是老百姓倒霉。如果谁反对这种选择，就指控谁在维护最邪恶的事物。他们认为，西门庆占有潘金莲比高衙内强占林冲妻子，比较文明比较进步，所以就必须拥护西门庆占有潘金莲，否则就是站在高衙内立场上支持强占妇女。这是中国主流精英30年来不变的逻辑，就是依靠这种伤天害理的荒谬逻辑，他们把中国老百姓一步一步地逼向了灾难深渊。所以，彻底清除类似伤天害理的双重标准，将是社会主义复兴运动的一个重要任务。

第二，用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衡量世界。如果说，让老百姓用剥削阶级的观点来观察世界，是老百姓自我束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那么，比之更加厉害的，是让老百姓用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衡量世界。剥削阶级的观点具有强烈的阶级色彩，还比较容易突破，比如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正在突破改革教的各种精神枷锁，从各种束缚人民的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相比之下，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比较隐蔽，对人民群众的精神束缚作用更大。剥削阶级的价值观比剥削阶级的观点之所以具有更大束缚作用，就在于剥削阶级的观点是从外部注入的，容易通过舆论宣传从外部清除，而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则会让老百姓“自己独立概括出”剥削阶级所需要的各种观点，表面上看完全是老百姓自己形成的独立认识，其实，是按照剥削阶级价值观的渠道流淌出来的认识。纵观人类历史特别是最近30年中国历史，剥削阶级价值观对老百姓的巨大危害，主要在两个问题上比较突出。

一是在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上。古往今来，人类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主要是做什么和怎么做，做什么反映的是品质问题，怎么做反映的是道德问题。比如杀人抢劫强奸，便属于犯罪；如果采用残暴手段杀人抢劫强奸，则是特别邪恶的犯罪。可是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以后，资产阶级试图改变人类社会是非善恶的判断标准，不再用做什么和怎么做，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而是把凭借什么来做，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也就是说，杀人抢劫强奸以及怎样杀人抢劫强奸，都不再属于犯罪，判断是否属于犯罪的唯一标准，就是凭借什么从事杀人抢劫强奸。如果是凭借权利、凭借金钱从事杀人抢劫强奸，则不算犯罪；只有凭借体力从事杀人抢劫强奸，才算是犯罪。虽然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了这样一个划分是否犯罪的标准，但是在西方国家，由于受宗教价值观的制约和知识分子良心的反抗，这个划分犯罪的标准在实际生活中被打了很大折扣，特别是凭借权力的杀人抢劫强奸，更是被资本主义金钱至上原则打了巨大折扣。然而，让中国人特别不幸的是这一原则却被不折不扣、变本加厉地搬到了中国。用权力杀人抢劫强奸，属于履行职责；用金钱杀人抢劫强奸，属于自由竞争；只有用体力杀人抢劫强奸，才属于犯罪。如此一来，就只是把穷人纳入了犯罪的范畴，而同时赋予了权贵富豪自由杀人抢劫强奸的社会特权。因为穷人没有权力和财力，唯一拥有的只有体力，所以就只有穷人才会成为罪犯。对于权贵富豪来说，只要不破坏当权者和富人之间的游戏规则，无论多大规模的杀人抢劫强奸，都不属于犯罪。这就是30年来中国所谓法治社会和公民社会的本质和真相，我们之所以把那些《宪章》的签署者称为伪自由派、伪民主派，就在于他们把专门整治穷人的这种法律搬入到中国，并称之为是什么“法治和公民社会正在形成”。

——在此我们插一句题外话，面对那些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搬入中国的法学精英，大概最有苦说不出来的就是中国政府了，因为那些法学精英在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体系搬入中国之后，今天几乎齐刷刷地站到了美国立场上，纷纷把这套丧尽天良的法律所造成的种种丧尽天良的罪恶现实，全部加诸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头上，由此认为共产党应该下台，中国政府应该解散，然后按照美国的原则重新组合。先引诱良家妇女失去贞操，然后再以失去贞操的罪名把妇女送入妓院，就是这些法学精英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就在我们谈论中国问题的此时，那些立法把穷人变成天然罪犯，把中国变成魔兽世界的法学精英，正在联合起来与共产党叫板。那位参与和领导制订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抢劫法律的法律起草小组组长，目前正在发表公开信讨伐中国共产党，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抵抗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干预，违背了现代法律程序。估计这封公开信大概也是在完全免费的高干病房里起草的，这1个高干病房至少要断绝100个危重病人的生还希望。这帮西方豢养的政治流氓所要建立的所谓民主社会就是如此：无论是执政者还是反对者，无论是主人还是敌人，彼此都能过好日子，除了财富的创造者劳动人民之外。

把凭借什么手段犯罪而不是把犯罪本身看作是确定犯罪的唯一标准，给中国社会带来了灭顶之灾，一方面，既然凭借权力和金钱杀人抢劫强奸不属于犯罪，只有凭借体力才属于犯罪，那么，贫穷本身便成为最大的犯罪，穷人便成为天然的罪犯。于是，大家便不择手段地拼命追求权力、追求金钱，人类社会所建立起来的所有道德伦理也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另一方面，既然凭借权力和金钱杀人抢劫强奸不属于犯罪，而绝大多数穷人又没有权力和金钱，便依法成为天然被杀被抢被奸的对象，只要不是被体力杀死，不是被体力抢劫，不是被体力强奸，即便全家被杀光，被抢光，被奸光，也只能抱怨自己贫穷自己无能，根本不知道向谁反抗。这就是近些年来出现所谓反社会分子的根本原因。虽然允许权力和金钱杀人的这套价值观不是中国精英发明的，但是把这套价值观推向极端的野蛮法律体系却是中国独有的。正是因为有了这套法律体系，把上万亿公有资产抢劫为私人资产，把数百万妇女逼为娼妓，每年让数百万人死在医院外面，每年让数十万人死在厂矿里面，才能成为无人负责的正常现象。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罪恶，无一不与这套保护和鼓励权力杀人、金钱杀人的法律体系有关。

早在建国初期，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和反动学术权威就开始把把这套价值观搬入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因为中国革命与世界各国革命的一大不同，就是把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全部包了下来，而没有像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那样，对旧社会的反动文化精英进行镇压和清洗，这些从旧社会全部包下来的知识分子，自然把旧社会剥削阶级的价值观带入了年轻的共和国。而这些旧有的剥削阶级价值观，恰恰符合了党内那些从民主派到走资派的特权要求，于是便风助火势、火借风威地蔓延开来，要把中国革命变成历史上剥削阶级之间的又一次改朝换代。面对社会主义大厦内部将倾的历史危局，为了不使2800万革命先烈的鲜血白流，为了不使老百姓再次陷入三座大山之下，毛泽东毅然发动文化大革命，彻底砸烂了上述剥削阶级的价值观，而代之以崭新的劳动人民的价值观，无论采用任何手段杀人抢劫强奸，统统属于犯罪，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结束了以权力杀人和金钱杀人不属于犯罪的黑暗时代，如同马克思所激动盼望的那样，把此前的人类历史变成了“史前史”。比如在文革时代，无论以任何方式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是凭借权力、金钱还是体力——统统属于犯罪，属于流氓罪。其实，如果站在人类文明的角度来看，运用权力或金钱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比之运用体力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属于更加严重的强奸罪行。运用体力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伤害的只是受害妇女一个人，而运用权力或金钱强迫与妇女发生性关系，伤害的不仅仅是受害妇女一个人，同时还在伤害整个妇女的人格与尊严，伤害整个人类的人格与尊严。可以说，把妇女身体当成商品买卖，或当成物品随意支配，是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应该处以最高刑法！这个问题，应该是当今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文革时期之所以能够成功地以新的价值观取代剥削阶级旧有价值观，主要是通过“人民即法”原则实现的，所谓“人民即法”原则是指，人民的呼声和愿望就是最高法律，人民是唯一的立法者。这是中国人民对人类司法文明和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未来整个世界将普遍实行的司法原则。在此，或许又会有人污蔑说我们要回到文革时代了，每当我们提到文革对旧有价值观的毁灭性打击和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就有人跳出来指责我们是要回到文革时代。按照这些人的逻辑，是不是提倡文艺复兴运动就是要把欧洲社会返回到中世纪之前？明治维新中的王政复古运动就是要让日本返回到700年以前？如此荒诞无稽的责难，居然成为当今右派的主要武器，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国右派已经丧失了任何理论能力，多半个身子已经进入了历史坟墓。

上述是剥削阶级价值观危害的第一个方面。

二是在对暴力革命的妖魔化上。对暴力的歪曲解释和对暴力革命的妖魔化，已成为剥削阶级催眠社会、毒化青年、约束人民、镇压反抗的主要欺骗手段。在当今中国主流精英散布的所有反革命理论中，没有什么比在暴力问题上表现的最虚伪最阴险最无耻最恶毒了。

首先，是歪曲地解释暴力，然后在歪曲解释的基础上加以妖魔化，表面看是反对一切暴力，实际上是只反对穷人的暴力反抗和暴力革命。从前面对犯罪标准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当今世界人们具有三种改变世界的强制力量，即权力、财力和体力，从本质上讲，这三种强制力量都属于暴力，因为他们都能够强制改变和决定人们的命运。如果是真的反对暴力，就应该同时反对这三种强制力量。而剥削阶级价值观的荒谬就在于，他们只把体力归结为是暴力，在此基础上对暴力进行妖魔化，而对于权力和财力则大加歌颂。在此，主流精英对暴力概念的歪曲还在于，自由主义人士厌恶的并不是所谓暴力本身，而是采用暴力手段强制改变他人的命运。如果就暴力手段本身来讲，根本无所谓好坏，人们每天都在采用暴力手段改变自然、改变环境，没有任何人进行反对，主流精英故意把暴力抽象化的目的，就是要把权力和资本排除在外，单单把体力归结为暴力。其实，如果站在人类文明和道义的角度来看，运用权力和资本强制改变他人命运，比之运用体力强制改变他人命运更加可怕：把身体暴力加诸于他人，主要是对他人身体的伤害；而把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加诸于他人，则是对他人身体、精神、情感、尊严等的全面伤害；如果说身体暴力只是对人的外在伤害，那么，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则在对人进行外在伤害的同时，还在进行内在伤害，让人自己否定自己，自己痛恨自己，自己把自己不当人看。所以，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才是最为恐怖的暴力。所有罪恶现象的绝大多数，都是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造成的，而来自于身体暴力的罪恶，则只占其中很小的比例，并且这来自于身体暴力的罪恶，归根到底仍然和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相联系。剥削阶级之所以只反对身体暴力，是因为老百姓只拥有身体，不拥有权力和资本，除了用身体暴力反抗压迫之外，其他没有任何选择。所以，只要单方面反对身体暴力，就能够把老百姓永远置于权力暴力和资本暴力的压迫之下，使老百姓丧失任何反抗手段和反抗能力，只能任凭其压迫、剥削、掠夺和摧残。他们歪曲和妖魔化暴力的真正目的就在于此。

其次，妖魔化革命暴力的目的，是积极准备和坚持反革命暴力，是要用反革命暴力维护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的专制统治。观察当今中国社会就会发现，那些高喊反对暴力的人，恰恰是那些在积极准备反革命暴力、疯狂叫嚣大屠杀的人。虽然反对暴力的人并非是主张大屠杀的人，但是主张大屠杀的人一定是高喊反对暴力的人。高喊反对暴力的目的，就是为了麻醉人民、捆绑人民，进而更方便地屠杀人民。凡是叫喊反对暴力最响亮的人，往往都是最迷恋暴力的人，最反对民主的人。反对暴力的本质就是反对民主。民主就是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相互制约，人民除了身体暴力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手段制约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也就无法形成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相互制约的民主，社会就只能是权力集团或资本集团的专制统治。纵观社会历史就会发现，当今世界所有的民主制度除了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外，绝大多数都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更是几乎全部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印度等极少数国家之所以成为例外，也是当时世界范围内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用暴力革命摧毁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印度等极少数非暴力革命才能成功。当代世界的民主制度不仅是通过暴力建立起来的，也是通过暴力手段维护的。中国的右派在为美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暴力辩护时，几乎百分之百地认为美国的暴力是用来维护民主制度的。是非对错暂且不论，至少右派在此承认了现代民主制度是依靠暴力维护的。

最后，集中妖魔化中国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彻底掩盖暴力和民主的真实关系，把老百姓永远置于民主之外，使中国的民主永远只是精英民主，即民主地杀戮百姓，民主地抢劫百姓，民主地强奸百姓。中国老百姓的公有资产已被抢光，个人资产天天被抢，数百万妇女成为权贵富豪的玩物，就是这种精英民主的历史产物。中国人民必须世世代代牢记精英民主造成的这一惨痛教训。精英民主比封建专制更加可怕的地方在于，精英民主能够使统治集团内部空前团结一致，形成远远超越任何封建专制的强大力量，人民将更加难以反抗，更加看不到希望。当今中国之所以成为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最邪恶的地方，就在于当今中国是精英民主发展最充分的地方。就拿抢劫国有资产来讲，无论是古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几个人私下一商量就宣布国有资产归私人所有的现象从未有过。再拿逼良为娼来讲，无论是古代封建社会还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逼良为娼一般都限于大城市几个集中的地方，像中国现在这样无论大小城市还是偏僻乡镇，处处逼良为娼的现象，可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精英民主的邪恶就在于此，精英民主是世界历史上最野蛮最邪恶的制度，其邪恶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

精英民主的邪恶不仅超越了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同时也能够战胜历史上任何专制制度，除了人民的暴力革命之外，没有任何力量能够战胜精英民主制度。这就是精英民主极其恐惧暴力革命的根本原因。中国精英集团十分清楚，民主就是暴力均衡的结果，甚至民主本身就是暴力均衡的同义语。比较人类近现代历史上影响最大的四场革命，就会看得特别清楚。四场大革命中的三场大革命，即英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其共同特点就是对皇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贵族和反动文化精英进行了暴力镇压，杀掉了三国的皇帝及其反动精英，法国大革命曾在一天之内判处死刑的反动精英就多达1400人，以充分的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之间形成了暴力均衡。所以在三场大革命发生反动阶级复辟以后，既没有形成对暴力革命的控诉，也没有形成对革命人民的清算和报复，而是在暴力均衡的基础上建立起了民主制度。大家亲眼看到的1989年俄国革命的复辟就是典型，不仅没有对人民进行清算和报复，不仅没有剥夺人们原有的社会主义福利保障，甚至还在人民暴力均衡的威慑下对原有福利制度不断完善。与上述三场革命相比较，唯独中国革命不仅没有杀掉皇帝和反动精英，还把皇帝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新人，并且把所有反动精英包了下来，给这些反动精英的物质待遇甚至超过共产党的将军。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就已经把革命对象转向了人的灵魂，更是没有暴力镇压。结果，放手大砍大杀的欧洲革命无人妖魔化，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毛泽东制订的原则）的中国革命成为妖魔化的对象，中国革命不幸成为20世纪末的烈女晴雯。晴雯可以说是大观园里极其少有的一个清白女子，却硬是被大观园里的主流精英骂为骚货，虽愤怒之极却百嘴莫辩，只是在最后被逼死之前才悔恨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干脆就来一个真的”，晴雯临死前这句话，也是今天无数中国老百姓在反复重复的一句话。

中国人民一定要牢牢记住晴雯之死的历史悲剧，能否成功避免晴雯的历史悲剧，是目前社会主义复兴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中国人民一定要在暴力革命面前理直气壮地挺起胸膛，用暴力消灭暴力，用战争消灭战争，用刑法消灭刑法，一直是我们老祖宗创立的东方文化的精髓；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更是我们共产党老祖宗的两个基本命题。为什么东西方的老祖宗都在倡导暴力革命？因为就其本质来讲，人类历史上的一切革命，都是反对暴力的革命，并且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彻底铲除暴力。在暴力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上，大家应该不折不扣地向美国学习，美国是当今世界上贯彻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最好的国家。采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力建立民主制度，又采用核武器、航空母舰等当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暴力维护民主制度，完全履行了马克思主义暴力学说的基本主张：用暴力革命来实现人民民主，然后再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暴力手段维护人民民主。

第三，用剥削阶级的思维方式思考世界。与前面所说的剥削阶级观点和价值观相比，剥削阶级思维方式对人们的影响较为隐蔽，往往不易觉察，危害作用更大。并且，剥削阶级观点和价值观的影响作用，主要是让人正面接受剥削阶级的思想和方法，而剥削阶级思维方式影响的特点，则在哪怕是人们反对剥削阶级思想的时候，同样会对人们产生作用，让人们的思维按照符合剥削阶级需要的方向发展。不断地制造谣言和提出伪命题，迫使对方按照他的需要去反对他，就是把人民群众纳入右派思维轨道的主要方法。也就是把一个屎盆子扣在你头上，无论你抹也好不抹也好，臭的永远是你。这是当今中国右派独有的下流手段，在此之前历史上的右派和国外的右派，很少采用如此手段。这就是当今中国政治伦理崩溃的原因，由于政治伦理决定道德伦理，由此便造成了整个社会道德伦理的崩溃。这笔账，中国人民是要单独和右派清算的。并且在这方面，只有人民群众有能力清算他们，中国右派无所不用其极的下流手段，是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都无可奈何的，除非人民群众能够起来对付他们，否则他们绝对是打败天下无敌手。

由于主流精英控制社会舆论，占据舆论主导者的强势地位，而老百姓处于舆论的劣势地位，只能被动地跟着舆论走，哪怕是反对者也只能按照既定的舆论轨道去反对，主流精英就利用这一特点把中国老百姓逐步引入了死路。他们妖魔化什么，老百姓就躲避什么，他们把老百姓所有活路妖魔化一遍，老百姓就没有了任何活路。他们这样做的主要方法，就是抽掉所有事物善与恶的伦理性质，让老百姓的思想根本没有落脚点，只能糊里糊涂地被他们牵着鼻子走。他们说，某某迫害老干部，老百姓为了避嫌，便本能地把老干部奉为神明，任凭老干部骑在了自己头上；他们又说，某某迫害知识分子，老百姓便又把知识分子送上了道德神坛；而不再区分这些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是好人还是坏人。他们说，封建社会是人治而不是法治，老百姓为了避免成为封建，便任凭他们把自己所有最邪恶的欲望，都起了个法律名称，永远固定下来，结果就是中国有多少个官员，有多少个老板，就有多少个法律；他们说，改革需要明白人，老百姓为了避免成为雷锋那样的傻子，便纷纷接受了伪劣假冒、坑蒙拐骗；他们说，实践是经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没有经过检验的都不是真理，于是，老百姓便把自己没有检验过的所有真理，都看成是骗人的玩意儿，不再相信世界上还有崇高事物；他们说，人都是自私的，于是老百姓不再相信任何英雄；他们说，现在生活比改革前好了，于是老百姓便也开始用猪的标准来衡量人。其结果，就是因为现在老百姓看上了电视，而30年前只能听广播，所以老百姓下岗就是应该的，房子被扒掉就是应该的，福利被取消就是应该的，妻女去卖淫就是应该的，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伟大的，因为老百姓过上了有电视看的好日子。如果你不服，还有三千多部法律等着你，因为我们进入了法治社会，无论你做什么还是不做什么，都能够找出对付你的相关法律。

在用妖魔化手段把老百姓全部活路堵死的同时，又同样采用妖魔化手段把自己的为非作歹的退路全部打开，为自己作恶多端的行为加上法律保险。对所谓株连政策的批判和废除，就是为自己作恶多端行为加上法律保险的典型。先说家庭株连，中国封建社会针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裙带关系，设立了“一人犯法，鸡犬不留”的株连法律，这在当时体现了权利和责任相适应的司法严则，是完全必要的。后来资产阶级革命成功后，随着废除封建裙带关系，自然也就一并废除了株连法律。所以，无论当时封建社会设立株连政策还是后来资本主义废除株连政策，都是正确的。历史上也没有人控诉过株连政策。可是文革以后，却一方面大肆发展裙带关系，另一方面又大肆控诉株连政策，特别是知识精英采用妖魔化手段，把株连政策作为文革一大罪状进行血泪控诉，从而在裙带关系空前发展的情况下，单方面废除了株连政策。于是，官场上便出现了“豁出我一个，幸福三代人”的口号，贪官污吏一边大捞特捞，一边把亲属和财产向国外转移；如果退休前自己不出事，便和老婆孩子去国外尽情享乐；如果不幸自己出了事，则出狱以后再去国外和老婆孩子团聚；为此还专门制订了一条法律，叫做“非暴力犯罪不判死刑”，也就是说，在中国只有穷人犯罪才会被判处死刑。炎黄春秋周围那帮省部级以上老干部，敢于顺着美国的口气向共产党叫板，凭借的就是这个非株连政策，认为自己已老了，反正也活不了几年了，能够为子女将来在西方国家生活得更好一些，豁出这把老骨头得罪共产党还是值得的。在此，我们看到了思维方式的巨大作用，让老百姓在对株连政策在这一封建制度的批判中，自觉自愿地帮助其创造出更大罪恶。大家可以随便问问身边任何一个老百姓，恐怕绝大多数都会认为株连政策是错误的。

再说政治株连，中国封建社会针对任人唯亲的人治特点，设置了政治连带责任，即谁提拔的官员出了问题由谁负责，这本来是世界各国都在普遍继承的一个积极的文明成就，包括现代经济中的“三包”法律规定，就是对政治连带责任继承发展的结果。可是文革后，却把政治连带责任作为封建法西斯的罪行扣在了JQ头上，后来又扣在了整个文革头上，在恢复任人唯亲的同时，对政治连带责任进行了彻底批判，使当今中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官员任人唯亲而又不承担任何责任的国家。改革教的理论家们天天讲，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则，就是每一个当事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包括路边炸油条卖煎饼的摊贩都要对自己的产品负责，可是，社会最重要产品“官员”的生产，却无人负责。由于无需对提拔的干部承担任何责任，于是便谁给钱多就提拔谁，形成了中国最大规模的市场——乌纱帽市场。在此我们看到，中国官权阶级突破人类文明底线获取巨大利益的条件，几乎都是在批判和妖魔化文革中建立起来的，如果没有妖魔化文革这个幌子，中国官权阶级违背人类基本文明的诸多行为将很难堂而皇之地大行其道。就这一点来讲，仅仅就这一点来讲，中国贪官污吏的胡作非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老百姓赋予的权利。没有中国老百姓对妖魔化文革的默许和赞同，中国不可能建立起超越任何历史时期的权贵天堂。

中国主流精英为自己罪行上保险（历史保险）的另一种方法，就是把人道主义待遇说成是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野蛮迫害，利用人民群众的善良秉性，在人民群众大脑中划出一条无形底线，一旦触到这条底线，人民群众就会自动停下来，从而为他们将来失败以后的生活保留一条小康之路。对文革的控诉就是典型。可以说，右派对文革迫害的极端控诉，几乎用尽了词典中所有恐怖的形容词。可是如果撇去这些控诉表面上的情感泡沫就会发现，他们在遭受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残酷迫害过程中，仍然有饭吃，有房住，有医疗，甚至有厨师，有保姆，有服务员，所谓残酷迫害不过只是从事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而已，这些遭受残酷迫害的人后来大都活到八九十岁以上就是证明。之所以还要持续30年控诉文革的残酷迫害，其实是控诉给老百姓听的，是要在老百姓观念中划出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在老百姓心灵中强行种下双重标准的概念，认为他们上等人落到普通人的地步，就属于残酷迫害，就属于处罚的极限，因而会止于这个界限。中国老百姓对精英集团这一观念上的认同感，为自己带来了灾难性后果，它使得精英集团在胜利时可以无所顾忌地胡作非为，因为即使失败后也能够保留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它也使中国老百姓和精英之间处于了极不均衡的两个命运极端：老百姓造反的上限是普通人生活，下限是无底的灾难深渊；精英作恶的上限是无边享乐，下限是普通人生活。这就是中国老百姓在造反面前，与西方国家老百姓选择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这就是为什么西方国家老百姓动辄造反，而中国老百姓宁可投河上吊也不敢造反的根源。

当今中国的现实矛盾，迫切需要重新学习和思考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着重思考其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的论断，《宣言》中唯一的主张，就是消灭私有制；唯一的途径，就是暴力革命；唯一的手段，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宣言》中这三个唯一，今天已经很少有共产党人敢于公开宣传了；不是《宣言》过时了，而是这一代共产党人在观念上被打败了。当今大众政治时代的世界现实，特别是当今中国和美国的现实证明，尽管占有制的具体形式改变了，暴力革命的具体形式改变了，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也改变了，甚至已经改变的面目全非，但是，《宣言》中三个唯一的基本精神没有变，“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历史要求没有变，作为一无所有的劳动者，在强大的权力集团和资本集团面前，他们除了自身体力和联合起来的集体力之外，绝没有其他任何力量，也就绝没有其他任何选择。不是主观上不想选择，而是客观上没有其他任何选择。所以，《共产党宣言》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社会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复兴，必将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二，西方国家利用海外利益机制操控中国利益集团，是人民陷入苦难的外部原因。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的所有苦难，无不与西方帝国主义有关，西方帝国主义的掠夺和侵略，已经成为中国人民苦难的一个重要根源，甚至是头号根源。当今中国人民之所以在持续30年经济高速增长条件下依然贫困，就在于创造财富的绝大部分都被西方国家占有了，西方国家不仅占有了中国人民劳动创造的绝大部分财富，还把属于中国人民子孙后代的资源和环境也变现成为消费品，美国近些年所形成的能够透支未来十年、三十年，甚至五十年的消费体系，就是完全建立在透支中国资源的基础之上，就是以牺牲中国子孙后代的生存资源为代价的。当初是八国联军掠夺中国，现在则是二十多个西方发达国家联手透支中国，二十多个发达国家约十亿人口超过中国数十倍的高消费，相当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廉价商品支撑的，是建立在掏空中国资源和毁灭中国环境基础上的。1840年以来西方国家在经济上瓜分中国的梦想，已经完全实现，甚至在大规模透支中国未来资源方面，完全超出了西方国家最初的梦想。仅从外资规模超过中国GDP(总产值)一半来看，或者仅从美国占有中国超过十万亿人民币的外汇资产来看，其经济损失都远远超过了1840年以后的战争赔款总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对外战争赔款总额13亿银元，按现在价格计算相当于300多亿美元，14年抗战直接损失大约1000亿美元。

如此大规模的财富损失之所以没有激发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抗，是因为虚拟经济改变了财富的存在形式，财富的转移和掠夺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因而老百姓被掠夺一空仍然没有感觉；而当初是在实体经济条件下，财富直接以物质形式存在，看到八国联军和日本鬼子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自然会激发起中国老百姓的强烈反抗。虽然现在也还是把中国财富一船一船地运走，但是却起了个名字，叫贸易，在运走中国货物的同时，给中国留下了一堆废纸片。并非原始土著民族的文明中国，之所以能够接受西方国家用一些废纸片换取自己数万亿、数十万亿，甚至数百万亿的物质财富——仅2万亿美元的结存外汇就意味着中国至少300万亿人民币的物质财富被运到了西方国家，送入了成千上万个西方家庭，是因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中国建立了一个海外利益机制，利用这个海外利益机制，与中国精英集团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把中国经济增长和资源环境，越来越大规模地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富，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殖民经济庄园——“中美国”，就是海外利益机制作用的结果。

“中美国”概念的发明者、美国学者弗格森在解释“中美国”的含义时比喻道：“中美国类似于男女组成的家庭，在这个家庭中男人挣钱，女人花钱；挣钱的这个男人就是中国，花钱的这个女人就是美国。中国生产，美国消费，这就是中美国”。可见，把13亿中国人民在整体上变成美国的奴隶，就是“中美国”的基本功能。在“中美国”这个新型殖民经济体中，美国精英集团吃肉，美国老百姓喝汤，中国精英集团啃骨头，中国老百姓饿着肚子干活。可以说，“中美国”是美国等西方国家数百年殖民史上最成功的杰作，成功就在于不仅实现了不费一枪一弹地占有对方财富，而且能够让对方如同失身孕妇急切盼望着嫁给流氓一样，急切盼望着把财富全部送给自己。从前年金融危机爆发到现在，中国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始终就是一个主题：如何扩大出口，把财富送往美欧等发达国家。如果单从他们研究和工作的方向来看，已很难辨别他们究竟是中国的经济媒体和经济部门，还是美国的生产和后勤管理部门。美国之所以能够成功操控中国媒体界和经济部门向着自己需要的方向发展，奥秘就在于这个海外利益机制。

在中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是西方国家在世界一体化和经济虚拟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新型的殖民掠夺方式，已成为当今西方帝国主义掠夺和瓜分中国的主要方式。1840年以来，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先后有三种方式。一是直接侵略和占领中国，如同当初八国联军和日本帝国主义那样，这种方式容易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侵入中国的帝国主义军队很难站稳脚跟；于是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便选择了第二种掠夺方式：在中国培养代理人瓜分中国。由于这第二种方式带来的军阀混战让中国人民根本活不下去，便在毛主席领导下推翻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西方代理人统治，走上了民族独立道路。在武力统治和代理人统治两种方式全部失败以后，西方国家总结教训，不再像过去那样是每一个西方国家都在中国各自找一个代理人，彼此厮杀引起中国人民反抗，而是西方国家以美国为首联合起来，在中国找一个西方国家的共同代理人，于是，便利用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起第三种掠夺方式：建立海外利益机制。

所谓海外利益机制，就是通过暗中收买、直接雇佣、项目合作、课题经费、企业注册、接纳黑钱、海外持股、亲属定居、子女发展、贿赂提成、人权保护、名利分配等五花八门的一系列手段，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与中国国家可以分割开来，再通过子女亲属在西方国家定居或加入当地国籍，以及财产和资本向西方国家转移，把中国主流精英的利益和西方国家联系在一起，使他们在研究、咨询和决策过程中，自然而然地站在西方国家的立场上进行选择，不带有任何犯罪因素地把中国变成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并且整个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表面上都合理合法，其中没有任何哪怕是十分细小的犯罪情节，整个国家利益就是在这种合理合法的情况下被让渡给西方国家的。西方国家根本无需直接指挥和具体操纵，只需要对那些表现特别优异的精英给予同样合理合法的各种奖励就可以了，比如巨额课题经费、巨额独立董事费、以及令人羡慕的各种头衔等等。可见，海外利益机制的可怕之处就在于，它是一架自动运转的无形机器，所有符合西方国家利益的政策，从开始立项、研究、再到咨询、决策的整个过程，完全是合法公开的进程，其中每一个精英都在自觉地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服务，但是又没有任何一个人接受来自于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具体指令（在此暂不考虑间谍因素），即使把整个决策过程全部放到国家安全部门直接监督之下，也将没有任何办法。此前我们在谈到这方面的金融安全时曾经特别强调，对于海外利益机制的防范，唯一有效的防火墙就是爱国精神，还有就是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此外不可能进行任何有效防范，这就是国内外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爱国主义、妖魔化群众运动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什么说人民群众直接监督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人民群众监督实行有罪推定，每一个主流精英都要证明自己没有损害国家利益，自然就能够废掉海外利益机制的基本功能。中国之所以无法在美国建立海外利益机制，让美国主流精英为中国服务，道理就在于此。如果仅就这一点来讲，也就是说仅就国家这个层面来说，毛泽东对美国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对中国的影响。正是因为美国尝到了毛泽东的甜头，才会操纵中国主流精英拼命妖魔化毛泽东，防止中国也同样尝到甜头。

在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这个海外利益机制，最初只是推动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后来逐渐扩大到能够推动中国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发展，最终甚至发展到连一些具体经济政策都要首先考虑美国利益。所以，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关心程度远远超过了绝大多数中国人，包括美国前财政部长鲍尔森在内的许多美国官员，都曾十分严厉地警告中国，如果中国停止改革开放，将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实质性影响，所谓实质性影响，就是中美决裂，进入战争或准战争状态。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全力培育下，中国内部自动运转的海外利益机制越来越强大，最终形成了一个类似于政党化的海外利益集团。虽然这个海外利益集团没有像政党那样具有公开的组织纽带，但是却通过利益纽带异常紧密地团结在一起，牢牢控制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社会的主流精英集团。这个主流精英集团为了捍卫自身的统治地位，把中国牢固地锁定在“中美国”的奴隶地位上，十分本能地严酷排斥任何形式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还是媒体界，任何一个人——无论多么有才华——只要沾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就只能是死路一条，所有成功大门都会对其彻底关闭。一旦这个自动运转的庞大机器发生故障，美国会立刻出手维护，保证这架庞大机器的运转自如。最近两年来，由于中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出卖祖国和仇恨人民，在网络上遭受到民众的愤怒声讨，美国立刻出面，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一位“带头大哥”，推上了世界银行副行长和首席经济学家的名利顶端。此举就是在警示中国社会特别是警示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跟着美国走才是功成名就的正路，其它都是歪门邪道。可以说，在这方面美国对中国的控制，甚至超过了对美国本土的控制。

中国是当今世界上主流精英被打造成为海外利益集团的唯一国家，在中国被掏空耗光以后，会不会再有下一个国家我们不得而知，但在今天的世界上，再也没有第二个国家的主流精英，会站在别国立场上损害自己国家的利益。中国之所以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遭受如此不幸的国家，究其原因，大概来自于三个方面。

第一，世界一体化发展形成了世界范围内利益的重新调整和再分配，由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集团主导的这个利益再分配过程，把全世界精英集团的利益联系在了一起，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了，造成发展中国家精英集团的利益与本民族的利益形成了分离和对立，必然使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集团走上损害本国发展的道路。这是世界一体化过程中所有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共同悲剧，中国之所以特别严重，是因为中国最有条件成为西方国家的“国际厨房”，所以率先成为西方国家围猎的对象。这是中国形成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不幸沦为“国际厨房”和“国际奶牛”的世界背景。

第二，中国历史上从未有机会对背叛祖国的汉奸进行过大规模清算和镇压，造成了汉奸空前泛滥。这是中国形成庞大海外利益集团、肆无忌惮地卖国毁国的历史根源。此前我们曾多次谈到，历史上中华民族所有亡国灭种的大祸，无一是亡于外敌，几乎全部是亡于汉奸，并且历史上所有反抗外来侵略的斗争，最终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直接被洋人镇压掉的很少。“反清灭洋”的太平天国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同样是被汉奸买办镇压的。在毛泽东之前，由于历史上历次反侵略、反汉奸的斗争都是以失败而告终，根本就没有镇压汉奸买办的机会，这就造成了中国的汉奸买办不仅是政治上经济上的胜利者，同时也是文化上的胜利者，进而形成了中国独有的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比如长期以来对曾国藩、李鸿章等的歌颂，就是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泛滥的表现，这在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文化大革命是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唯一批判，可是却被作为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控诉了30年，JQ因此而被判处死刑。结果不仅没有对汉奸文化、买办文化形成实质性打击，反倒给汉奸文化、买办文化提供了欢呼胜利的发展机会，使文革后汉奸文化、买办文化达到空前高峰，甚至“汉奸”、“买办”已不再是贬义词，而是继“老干部”、“知识分子”之后，成为第二批被平反的历史对象。汉奸文化、买办文化的空前发展，把中国推入到了一个以汉奸为荣、以买办为荣的政治文化变态时代，为西方国家控制中国精英、打造海外利益集团创造了十分有利的特殊条件，这个特殊条件是其他任何国家所不具备的。

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是从未有过清算汉奸、买办的机会，这个机会就是抗战胜利。但是，由于当时蒋介石在积极收编伪军和汉奸准备打内战，国民党接受大员的极端腐败又使他们与汉奸沆瀣一气，从而错过了清算汉奸的唯一历史机会，而蒋介石本身的买办身份使他更不可能清算买办。所以，二战后中国的汉奸、买办是所有同盟国中唯一没有被清算的邪恶势力。如果当时中国也像法国对付法奸、苏联对付苏奸那样，当今中国绝不会有如此众多的汉奸买办，即便是有，其中有许多人也会战战兢兢、夜不能寐。二战胜利后，法国处治法奸那种恐怖情景，即使再过一百年，也会让所有后来人闻之丧胆，把那些女法奸脱光衣服剃成光头，拖到公众场合任凭公众随意处罚。这种超越任何地狱酷刑的极端暴虐情景，莫说是亲身经历一次，即使看到一次，也足以让绝大多数人发誓以后宁可选择死亡，也绝不会选择法奸。可见，不仅法国的民主制度，包括法国的政治伦理，都是通过暴力均衡建立起来的。与法国同类相比较，作为汉奸买办，生在中国是无比幸福的，即使在被他们控诉为最残暴的文革时期，也不过就是开个批斗会、拔拔麦子而已。中国右派之所以把文革批斗会控诉成为人类历史最惨无人道的行为，其实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并不是控诉文革，而是怕中国老百姓也走上欧洲老百姓的道路，所以才把批斗会设置成为惨无人道的行为底线。

第三，中国改革教的历史本性，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投靠西方帝国主义，这是中国海外利益集团形成的根本原因。如果仅仅是世界一体化的全球利益调整和中国历史上汉奸从未被清算这两个因素，还不足以形成如此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还不足以把整个中华民族都变成了“中美国”的庄园奴隶。把中国推入经济殖民化深渊的根本因素，就是改革教的兴起和发展。我们提出改革教的概念，就是要把那些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再到卖国派的官僚买办势力，与共产党区分开来。这些官僚买办势力是共产党内形成的恶性肿瘤，但是他们并不是共产党本身，如同肿瘤不是人体本身一样。社会主义复兴运动，就是要切除生长在共产党体内的这个恶性肿瘤，而不是要打倒共产党，这就是毛派共产党人与极端右翼势力的根本区别。极端右翼势力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其实打倒共产党也不是终极目的，他们的终极目的是要解体中华民族，以保证美国等西方国家能够永久性控制中国。即使没有共产党，即使换上国民党以及其他任何一个政党，只要是能够统一中国的政治力量，他们都会照样反对。我们这里所说的极端右翼势力，其中就包括这个海外利益集团。

改革教的形成和发展，应该说是中国革命的必然产物。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成熟，作为资本主义掘墓人的工人阶级发展也不成熟，迫使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形成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又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中国革命的内在矛盾：必须让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民用城市无产阶级的眼光看问题。而这是几乎难以调和的历史矛盾，因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逻辑是首先解放全人类，最后才能解放自己；而农民革命的历史逻辑是老子打天下，老子坐天下，首先解放的是自己。战争年代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建国以后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绝大多数党内官僚如同历代农民起义成功后一样，要求好好地坐天下；而毛泽东则要求继续往前走，让老百姓坐天下；这样，彼此之间的矛盾便越来越尖锐，越来越难以调和。当时矛盾主要表现在如何处理党群关系上。毛泽东认为，只有把共产党放在人民群众的直接监督之下，这个党才能保持先进性，避免演变成为另一个剥削集团；刘少奇则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是领导人民群众的政治力量，完全可以通过自我修养保持先进性，根本不需要由人民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此还专门写了一本《论修养》，把和尚参禅打坐那一套搬到了共产党内；在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外，还有人主张一种保持共产党先进性的方法，就是用武力强迫人民群众承认共产党具有先进性，这实际上是对《论修养》的一种补充，也就是当共产党脱离群众，群众不再承认共产党先进性时，就用武力对付群众。由此，开始把四川袍哥的黑道文化注入共产党内，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历史悲剧，后来借改革之名不顾天理人伦地敢于突破一切文明底线，就是这个黑道文化泛滥的结果。指导中国改革的所谓“猫论”“摸论”“不争论”等，无一不是具有黑道文化的色彩。

正是在这个黑道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刘邓之间的官权联盟，从五十年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到后来的四清运动，把毛泽东发动群众监督共产党的所有运动，无一例外地全部变成了整群众的运动，直到后来文化大革命初期，仍然在采用白色恐怖手段镇压群众。在党内官僚资产阶级已经形成，共和国不可避免地要滑向剥削社会的强大历史逆流面前，毛泽东没有顺应强大的历史逆流，没有像美国华盛顿之流那样，通过与精英集团联手杀戮人民而博取精英集团的世代歌颂，而是坚决选择与人民站在一起，掀起了向官权阶级宣战的第二次大革命。由于受历史客观条件的限制，当时历史还不具备劳动人民直接掌握国家权力、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成熟条件和成熟形式，所以毛泽东把第二次革命确定为是“政治大演习”，既然是演习，就不是要也不可能彻底剥夺官权阶级的统治地位，而是要也只能是为后人开辟和留下一条将来——也就是今天——摆脱亡国灭种的历史出路。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对于当时年事已高的毛泽东来讲，这是生命有限性和历史无限性之间不可克服矛盾的必然选择，只有对人民充满亲人感情的毛泽东才会做出这种选择，每每念及此处，便忍不住热泪长流。好在人民是最有良心的，无论那些主流媒体和邪恶分子如何妖魔化毛泽东，人民仍然顶着政治、舆论等各种高压，如同怀念亲人一样地怀念毛泽东。

后来，随着毛主席去世，人类历史上第一场民权与官权大决战的革命失败了。只是这场革命失败后人民遭受的灾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失败后的灾难。因为在此之前的所有革命，都是有组织的社会政治集团之间的对决，诸如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革命、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等，革命失败后被镇压的只是那些革命者或革命党。而文化大革命则是全体中国人民与官权阶级之间的大决战，胜利的官权阶级找不到具体的政治集团报复出气，所谓红卫兵造反派只不过是镇压老百姓的一个政治符号，并不是一个具体的政治集团，全中国的老百姓都符合这个政治符号。如此一来，便把打击报复的矛头对准了全国老百姓，打着改革旗号开始了对老百姓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全面剥夺。城市改革第一炮，先打掉了毛泽东建立起来的穷人价格补贴制度，宣告了大锅饭和铁饭碗的非法性；同时全面剥夺了罢工自由和四大自由等老百姓的基本政治权利。接下来第二炮打掉了老百姓的大锅饭和铁饭碗，6千万工人被赶出工厂大门，数百万妇女被逼良为娼，在占有工人工厂的同时，还占有了他们的妻女，同时满足了官权阶级占有更多财富的心理要求和占有更多女人的生理要求。官权阶级一片欢呼，深圳等许多大城市树立起了xxx的巨幅画像。第三炮打掉了老百姓的福利保障制度，老百姓被压在了住房、医疗、教育等三座大山之下。第四炮则通过房市股市汇市等金融信用制度改革，打掉了老百姓对未来所有的美好希望，把老百姓永远锁定在了一无所有的贫困位置上。接下来改革的大炮还会轰向哪里，谁也不知道，老百姓只能在惴惴不安的恐慌中被动等待。由于如此全面彻底地掠夺的对象并不是某一个社会集团、某一个社会阶层或者某一个特定区域，而是全体中国人民，而经过文革的官权阶级又十分清楚民众崛起的伟大力量，这就必然会造成大肆抢劫的官权阶级产生历史恐慌，因而需要寻找一个更加强大的力量作为靠山，需要同时安排好安全可靠的历史退路。而能够满足他们这种需要的只有洋人，于是便自然投入了洋人怀抱。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恰恰需要控制和享有中国资源，于是便一拍即合，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为庞大的海外利益集团，把中国推上了毁灭道路。

美国等西方国家和中国海外利益集团，之所以在把中国推向毁灭道路，完全是由他们各自利益决定的，并非来自于他们的主观意志。一方面，作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就是工业化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破坏，在人类还没有找到新的发展方式之前，美国等西方国家既要享受工业化的成果，又不愿意消耗本国资源和污染本国环境，就只能向其他国家转嫁矛盾。而中国是最适合转嫁矛盾的国家，他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选择毁灭中国。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官权阶级来说，他们复辟后没有像其他国家的精英集团那样，给老百姓留有活路和进行安抚，而是选择了镇压、掠夺和妖魔化等积累仇恨的方法，在把老百姓逼向极端。特别是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历史自信，不相信自己有能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随时准备拔腿逃跑，所以才会出现抓紧时间大捞特捞、并且边捞边向国外转移的罕见现象。这就决定了他们只能投靠洋人，不惜毁灭中国，此外同样没有其它任何选择。只要稍微关注一下中国的政治生活就会发现，今天那些向共产党叫板、要求共产党下台的所谓民主人士，无一不是当初八十、九十年代的改革人士；今天他们控诉共产党的所谓罪行，无一不是当初他们提供给共产党的改革理论；并且中国改革教所有的主将长老，上自包括曾经担任过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邓氏三架马车”，下自包括许多靠改革成名的专家学者，目前几乎齐刷刷地公开站到了美国等西方帝国主义的立场上。特别是今年海外发表的《赵紫阳回忆录》和那个《国庆前夕老同志谈话》，公开宣称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方向，就是要符合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要求。这些人都曾担任过共产党总书记、国务院总理和人大委员长，是中外皆知的中国改革派领导人，连这些人都成为了海外利益集团成员，中国又怎么能够逃脱陷入殖民经济循环圈的悲剧!

当初JQ说他们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他们把JQ拉出去判了死刑，现在看来，他们不仅是从民主派到走资派，并且还最终成为了卖国派，走完了从民主派——走资派——卖国派的完整历史过程。目前，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省部级以上的改革教主将在纷纷公开他们的叛党叛国立场，其实是在进行第二次历史投机，他们第一投机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了，成为了高官显贵，子女后代才能在中国发大财，在美国拿绿卡。现在，他们又把官权阶级和改革教制造的所有罪行全部扣到共产党头上，企图通过制造共产党与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支持下再次投机革命，像叶利钦等人那样成为新的民众领袖。只是他们再次投机革命的梦想，被通钢工人阶级彻底粉碎了。通钢工人阶级起来首先清算的就是走狗代理人，陈国军是建龙集团的代理人，那些改革教主将是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是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掠夺中国，并把中国推向毁灭的走狗和工具。一旦中国人民起来，等待他们的下场绝不会是成为叶利钦，而只能是成为陈国军。

海外利益集团是当今中国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中华民族生死攸关的第一问题。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反侵略斗争的失败，无一是败于外地，全部是败于汉奸；当今中国所有灾难中最大的灾难，就是经济殖民化的灾难，并且所有灾难都是于此相联系，可以说是其它所有灾难的总根源。海外利益机制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彻底改变了中国政治斗争的根本方向和根本性质，以往中国历史上所有政治斗争，世界历史上其他所有国家的政治斗争，其共同特点就是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成为国家和民族的领导力量。可是，中国海外利益机制的形成，海外利益集团的出现，却把政治斗争的目标转向了毁灭国家；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目的不再是成为国家的领导力量，而是要把国家变成西方国家转移各种工业化弊端的毁灭性场所。甚至连传统的殖民地都够不上，传统殖民地最多就是贫困和劳作，而不会发生资源枯竭和环境崩溃等巨大生态灾难。如果说以往中国的政治斗争，是大家都在争当中国这艘大船的船长，那么现在则是要把这艘大船当废铁卖掉，甚至干脆要炸毁这艘大船。对于生活在这艘大船上的13亿中国人民来讲，当前最重要的就是首先要保住这艘大船，彻底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海外利益集团，否则，其它所有事情做得再好，都将没有任何意义。

要粉碎海外利益机制和铲除海外利益集团，并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叛国集团，所有中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少还是各行各业、各党各派，都必须达成一个颠扑不破的统一共识，就是中国的事情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在任何条件下绝不允许任何人勾结外来势力插手中国事物。这必须成为绝不允许有任何例外的一个政治铁律，必须成为任何人都不能突破的一条政治底线。任何人在任何情况下突破这条政治底线，对其的处罚也将同样不再有任何底线，将不再受处罚手段、处罚范围、处罚方式以及处罚时效等一切方面的限制。“别维年科下场”必须是所有叛国者的最终下场（别维年科是俄罗斯叛国者，获得英国国籍一个月后被处死），绝不能有任何例外，哪怕是踏遍天涯海角、搜尽世界每一个角落，也必须将叛国者缉拿归案，不方便缉拿归案者将就地正法。2006年俄罗斯叛国者别维年科在英国被处死后，至今俄罗斯上千个政党中没有一个政党勾结美国等西方势力损害俄罗斯国家利益。中国也必须这样，并且中国更有条件这样，因为全世界华人是家，包括大陆在内的百分之九十九的华人，都绝不愿意看到也绝不能够接受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被毁灭，无论他是哪个国家的国籍，也无论他怀里揣着哪个国家的居留卡，更无论他在世界什么地方，一旦祖国有难，所有华人都会立刻成为中国人，众志成城地围绕在祖国母亲身旁，为祖国母亲分忧解难。中华民族的伟力就在于此，中华民族能够历尽劫难、饱经忧患而绵延发展的最深厚根源，也在于此。可以预料，当包括大陆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了解到买办汉奸给中华民族造成的巨大劫难后，在世界范围内对这些买办汉奸的追捕，将成为全世界华人大团结的一个伟大的历史契机，到那时，今天这些耀武扬威的买办汉奸，将会如同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落入全球华人大追捕的天罗地网之中。到那时他们就会知道，在世界一体化的地球村时代，想通过向国外转移财产和亲属的方法来逃避人民和历史的清算，是根本不可能的，这条路是绝对走不通的。这样做的结果，只能使自己和亲属遭受到更加严酷的惩罚。

虽然中华民族是具有无限包容能力的民族，中国人民更是十分善良的人民，但是从现在起，这种包容和善良绝不再适合于叛国者。中华民族可以包容任何事物、任何文化，甚至任何主义，但是唯独不能再包容叛国者；中国人民要永远对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群保持善良，但是唯独不能再对叛国者保持善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可以宽容所有人，包括那些曾经是敌人的人，但是唯独不能再宽容叛国者。因为汉奸买办是能够制约中华民族崛起的唯一力量，只要彻底解决了这个力量，中华民族的伟大崛起必将势不可挡！

我一直在想，我的大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是在济南上的就好了，就构成了一条完整的线：村、镇驻地、县城、省城、首都。地级市就不用考虑了吧，它本来就是中国行政区划的一朵奇葩。

就周围几个村庄来说，生在平原村是幸运的，至少在读小学这点上。这意味着整个小学（包括学前班，即育红班）都可以在本村完成，而不用部分或全部的在别的村。我已经不记得我是怎样开始上学的了，或许因为那时候太小，或者是那时候没有意识到那个时刻将是自己人生中的重要的点，后来没有在脑海中反复出现，从而将其变成清楚的而不管是否正确的记忆。现在想起来，大概因为那时候我妈在村里的学前班当老师，我去学校的机会就多，然后就迷迷糊糊的和学前班的同学一块上课、玩，我也就逐渐变成了学前班的学生。那时候没有到年龄才能上学的规定，或者是有了这个规定但是我们执行不严格。这样算起来，我应该是在刚过4周岁生日那年读了学前班，学前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5岁了。我完全不记得为什么能够开始读一年级。后来我妈告诉我，当时学前班进行升一年级考试的时候，学校的其他老师都说让我也考考吧，考的还行就接着上，考的不行就再读学前班，反正我还小。我妈虽然也觉得我小，还是让我考了。结果还不错，我就这样开始读小学。现在脑子中模模糊糊的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两个年级在一个教室里，老师上课的时候先给一个年级讲，然后让我们自己学，然后在给另一个年级讲。之所以模模糊糊，是因为确实模模糊糊，我搞不清楚这是实际情况，还是被自己不断强化以至于成为真实的一个梦境。这个情况大概在三年级的时候有改变，我们从村西头的坯制的旧学校搬到了村东头靠近马路的砖制新学校。没过几天，临近村庄的小学生也都到我们学校来了，班里的人多了起来，大概有20几个，学校的老师也渐渐多了起来，到了这新学校，离我家更近了，只是小时候觉得那么远。小学对我来说最恐怖的就是撕作业，也怪那时候我的字写的极其烂，平时的作业被撕，毛笔字的“大仿”也被撕，常常我是最早更换新的作业本的人，因为我的作业本都快被撕没了。更要命的是，老师，特别是D老师在撕了我的作业之后往往把它交给我妈看，让我妈再批评我一顿。大概在3年级的时候，我觉得看不清楚黑板上的字了，刚开始还不知道是近视眼，只是害怕，甚至哭了，后来就貌似一直在前面坐，当然这也肯定与我的身高有关系。有一次我和邻居家的小孩在课上打架，我觉得老师似乎在偏袒他，便一气之下跑回家，说再也不念书了，结果第二天又乖乖的自动去上学。小学的时候是美好的，只是在其他村的学生合并进来之后，我就很少能在成绩上列全班第一了，这倒无妨，因为从不会有什么压力，有时候考试总结的时候发支圆珠笔，还是很开心，还想着拿回去让爷爷开心一下。真正第一次面临成绩压力的是升初中的考试。

升初中的成绩压力，完全来自于当时初中流行的分“快班”、“慢班”，因为想考不上初中都很难，而且对于我们，又只有那一所初中为目标。我自己没什么压力，压力在家长那里。记得在得知小升初的考试成绩的时候我正在姥姥家，老妈给我说我考了多少分，并不理想，而且她还说了我们班的某某考了多少，脸色不好，不过只是稍微责怪了两句。当打听到分快慢班的形势稍明朗的时候，我基本上肯定进不了快班了。爸爸很着急，他没怪我，只是担心读了慢班会对升高中不利。当时的初中校长SJT是他认识，便找到他，送给他两条烟。

初中正式开学的那天，下着雨。本村四姑家表姐来喊着我一块走，从我们村到镇上初中有4公里，总是有人和我一块家里人才放心。进了初中的大门，她便到自己教室去了，我穿着雨衣扶着自行车很茫然的站在中间的主干道上。那一场景我永远记得，但是好像是从其他人的视角，我一直看着自己穿着雨衣站在路上。雨下的不太小，大家都穿着雨衣，也很难辨认出一个熟人。突然看见等待的新生们往一排教室涌过去，各个班级的花名册张贴出来了，我也放下车子跟着去看，从一班开始，一班没有。到了二班的时候，我看见了自己的名字。需要说明的是，上初中之后应学校的要求，我的名字改用三个字（实际上也有用两个字的，可见政策从来就没有严格执行或平等的）。当我看见自己的陌生的汉字代号时一阵兴奋：终于到这快班来了。等全班同学到齐，班主任开始讲话才发现自己高兴早了，我们这级（95级）的快班，变成了一班和六班，而不再是原来的一、二班。稍微的失望不能影响我进入新环境、认识新同学的高兴的心情。放学后我就告诉我爸关于快慢班的事情，他也有点失望，当然这失望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校长。我们初一二班很“乱”，小混混不少，我的一个同桌的抽屉里就经常放着一把砍刀，其他人那的也有几把。奇怪的是我们班号称“小快班”，在四个慢班里每次考得最好自不必说，就是考试我们从来也不比六班差多少，有些时候甚至比六班考得还好，当时的老师们都很惊奇。我在这个小快班里成绩算是最好的，就是打架肯定打不过人家，当然，我也从没和人打架，班里的小混混包括那些在级部混出名堂的，都和我关系很好。在夏天的期末考试中我有点不相信的以年级第四名升入了初二，也进入了快班。

从小到大，见过不少收废品的，只是没见过这样收废品的。

他是在我们现在租房子的小区里驻点的，虽然不能保证在宏观的时间概念上到底是他还是我先来到这北里小区，但是毫无疑问，他比我更早是这儿的“住户”。

他是这样收废品的，早晨不早不晚的时候开着他的农用四轮车，把它停在那个卖水果的小哥的摊边，经过一天的折腾，傍晚的时候拉着满满一车的废品开拔走人。他经常不在车前，大概是到各处去拿货了，车斗里放着这样的一块牌子：如到车前没人，打136××××××××，随后就到。

如果不租入这小区，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他有交集。自从和他有了交集，我就一直在想这个问题：这哥们每天是怎么收到满满一车废品的？

因为，他，在我看来，实在是有点懒。

按照我的理解，一般情况下，收废品都是一个积少成多的过程，基本没有一家一户就把你的车填满这种情况，除非你也收建筑垃圾。我之所以发出上面的疑问，就是因为通过和他打的几次交道，怎么觉得这个以收废品为业的人对“收废品”不怎么热衷呢？

先前刚搬到这里的时候，从宜家买了些家具，就剩下了很多的纸箱，挺占地方，我们就想着这东西也不值钱，就送给这位收废品的吧，如果人家要的话（之前这屋里有两张破桌子，本来打算送给他，人家不要）。他不在那儿，就给他打手机，他说一会就来。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后来等不下去了，就又给他打了个电话，人家说要收摊了，今天就不去了。到了第二天，又给他打电话，终于来了，整理完了之后还假惺惺的要给钱，我忙说算了算了，你拿走就是了。这是第一出。

前天打扫屋子，我收拾了一下这两个多月喝出来的水桶、饮料瓶子，准备卖掉，都堆在客厅。我又想起了这位仁兄，昨天下去找他，他不在，给他打电话，关机。刚才下去找他的时候，他好歹在了，但是正在睡觉。我本不忍心打扰劳动者劳动之余的休息，但是又一想，这又不是让他吃亏的事，就狠心把他叫醒。一直到叫第三遍上，他才微微睁开了那韩国人般的小眼睛，我急忙问他，农夫山泉的不大不小的桶要不要啊，他迷糊着说，要。我就说，那麻烦你上去和我拿一下吧，我自己拿不了。他还是躺在那椅子上一动不动，问我，什么桶啊？我说就是农夫山泉那种桶，又等他迷糊了一阵，才闭着眼睛说，等会吧，等我睡完了觉。TM的！当时我就气疯了，扭头就走了。我实在不忍心在心里说出这样的话：你当自己是什么东西！我唯恐自己打击面太大，因为特别是在中国，有多少辛辛苦苦起早贪黑收废品捡破烂的劳动者，为了那点收入努力劳动着？可是哪有像你这样懒惰尤其不尊重人的东西！我尊敬的叫你师傅，你他妈的真当你了不起了。

我傻傻的想，这就是垄断的后果吧？不管你是什么德行，旱涝保收，天天满满一车……

弱者不一定是好人，但确是弱者；强者是强者，也不一定不做坏事。

弱者被欺负的时候，没有人保护，政府保护不了，法律也保护不了，那么好吧：我们自己来保护自己，在被欺负时，用自己的双手还击。要命的是，还击的过程和结果往往是违法的，“不正当的”。接下来，法律就是正义的了，政府大概也会尽职尽责。

弱者被欺负，也就被欺负了；弱者在回击时，往往也得搭上自己。

这大概是部分的公平和正义吧。也是一些问题的答案和起因。